王缉思出版关于中美关系的新书

作者：王缉思  来源：《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一、决定中美关系的首要因素，是两国各自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两国应当“共同进化”。

　　中美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政策和方式固然重要，但更大的决定性因素是两国各自的发展道路。中美1970年代结束对抗，改善关系，最初动因是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冷战结束，这一共同威胁消失了，中国为什么仍然坚持稳定并改善对美关系的原则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30多年前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内政治路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没有动摇。中国在本世纪初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观察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有无转变，首先要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有没有动摇。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60项决定。贯彻这些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改革措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而对美关系的稳定是塑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

　　展望未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一定会继续坚持，但是其内容与视角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相联系，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

　　东海、南海的岛屿归属问题和海洋权益问题近年来凸现，有时甚至激化，但是不可能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发生逆转。把这些问题放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不难发现其局部性和时限性。回顾过去，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等等，其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是边界纠纷，而实质问题是当年的政治大背景。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氛围的转变，过去这些边界纠纷都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和视野。我相信，只要坚持中国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中国就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今天的海疆问题也不会引发中国同美国或邻国的严重战略对抗和军事冲突。

　　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的主要关注是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后则会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在保持很强连续性的同时，会进一步为改革和发展的总任务服务。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问题，把中国的内政同外交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2013年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强调美国外交必须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哈斯说，今天的美国如不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调整过时的移民政策、清理债务，美国就无法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全球影响力。当今的全球政治权力对美国来说是相对宽松的，不存在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大国对抗，所以美国正处在休养生息、苦练内功的时代。我相信，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战略家的观点。

　　的确，本世界初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影响到国计民生。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许多美国选民认为整个国家“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在2013年开始的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内向”趋势更加明显，需要优先处理的国内问题很多，激烈的两党争斗亟需缓解，因此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战略，不轻易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同时，奥巴马政府强调“巧实力”，优先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和公共外交、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所谓朝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rebalance)和“转身”(pivot)一说，固然有其在安全方面牵制中国的企图，但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日益重视和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不必做出完全负面的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调整与纠偏，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纠正其发展道路上的偏差。只要美国总的发展方向不变，它就不会想挑起同中国的冲突和对抗。

　　我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这里的“同归”，并不是指两国的发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的与其说是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这正是我所说的“殊途同归”。

　　二、美国应当尊重中国的国内秩序，而中国则不需要从根本上挑战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美都希望避免对抗，但对未来双边关系的核心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秩序，以及美国所倡导并维护的全球秩序。

　　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先生在2010年12月发表了一篇引起很大国际反响的文章，其中说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2011年中国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把“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纳入坚定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范畴之中。按照我的理解，中方在对美关系中一贯强调的“相互尊重”原则，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及政治秩序。中美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问题，包括台湾、涉藏、涉疆、人权等，都可以联系到“国体和政体”上去。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从维护国内的长治久安出发的，对美政策尤其如此。

　　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谈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方总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核等美方视为重大利益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稳定(其中关键的是美元的主导地位)、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照顾美方的关切。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就是美国把主要关切聚焦到“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避免对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问题上的原因。

　　走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

　　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渐过渡到当前的“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向美方说明了对美国世界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的看法，并通过实际行动建设性地参与了全球治理，参与了新形势下国际规则的制订。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不理解，美国对于中国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则，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从未明确表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而只是强调利益交汇点，要求中方在美方关切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行动。

　　应当看到，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多数是一些“移动的目标”。美国在若干年前关切的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而待这些问题解决或缓解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核、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如果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同这些无穷无尽的移动目标捆绑在一起，是难以找到出路的。当然，中方所提出的“合作共赢”原则，也应当充实更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和技术创新对中国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中方亦可给予更多的肯定。

　　三、需要预防中美之间的“新型对抗”和“新型冲突”。

　　中美两国的一些战略家，把避免两国的冲突对抗简单理解为避免战争。事实上，在当今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内环境下，双方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并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虽不能完全排除，至少可以说是微小的。为把这种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双方应当加强军事交流，建立可靠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新型冲突”与“新型对抗”的危险。“新型冲突”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货币战、贸易战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无硝烟战争”;“新型对抗”，指的是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耗费巨大的军备竞赛(包括建设以对方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网军”)等等。应当通过战略对话和有效机制，对这类恶性竞争加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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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2014年1月在美国召开的一次中美对话会上的发言稿，略做修改后，发表于2014年3月16日的《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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