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 |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

去年这个时候，我曾写了《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点击阅读详情）一文，一年来似乎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党的二十大提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就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在当前改革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口号之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4周年的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是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一、什么是改革开放？

不是无论制定什么政策，都可以放在改革开放麾下的。改革开放有着特定的内涵。去年我曾作出这样的概括：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亦即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

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以前的“苏联模式”。这是一种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以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对内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主要特征。所谓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一把手，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所谓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就是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形成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窒息了市场和社会的经济活力；所谓高度集权的文化体制，就是所有的思想文化只能定于一尊，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教条主义泛滥。同时，“两大阵营”对立和对抗，又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相互助长，断送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师，总体上沿用了这一模式，走上了“封闭僵化的老路”，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改革以往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述观点，我在去年的文章中已经阐明，这里再重复一次。

二、三中全会和中美建交为何同步布局？

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在1978年作出的。这一年发生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政治基础；然后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最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做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在上述历史过程酝酿的同时，党中央决策层也在布局另一个大手笔。1978年7月，中美开始秘密进行建交谈判，但初期进展缓慢。在197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审时度势，指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是决定改革开放的关键会议，闭幕会在12月13日召开，但中美建交谈判还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此时邓小平坐不住了，他只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特别重要，实际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余下的时间就直接进行中美建交谈判。12月13日，邓小平亲自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果断扫除了中美建交的障碍；15日中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16日，中美两国同时公开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在中美建交问题迎刃而解之后，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

可见，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的布局，实际上是“明”和“暗”两条线同步进行，“明”的是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暗”的是中美建交谈判，因为这一谈判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中美两国只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中美建交公报》确定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为什么呢？

三、对外开放的实质是什么？

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的开放，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我们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当时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正因为如此，中美建交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是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据一位党史专家透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环境，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双方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但是邓小平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当时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邓小平亲自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不仅是简单取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问题，而且是借助什么外力来帮助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自己，就成为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中美建交后，1979年1月29日，恰逢中国大年初一，邓小平访美。这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出访，为营造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陪同邓小平出访的一位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位专家在回忆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对此，邓小平并不刻意向美国隐瞒。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如果当初中国选择和苏联改善关系而放弃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