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建平：我的电影梦 （“那些人讲那些故事”2）
作者：屈建平
2022-11-09
【编者按】本文为“那些人讲那些故事”系列。哪些人讲哪些事呢？那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弄潮的人讲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可以聚焦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启动、启动后的波澜壮阔和被卷入这个大潮的国家及个人的命运。这些故事自然是“美中故事汇”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屈建平的文章“我的电影梦”最早收入江岚教授编辑的《四十年来家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微信公号“至近至远东西” 的“那些人讲那些故事”系列再次发布此文，因为屈建平的故事传达出对中国电影的思考和爱意，有大气磅礴的视野突破和未来规划，给人增添力量。2005年，屈建平曾到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采访了卡特总统。
本站已发表的“那些人讲那些故事”系列
1）走四方：李若专访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一本限量版的书； 每个人也都是一个故事， 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 这是屈建平先生的故事。屈建平先生是我在大学时世界电影史的老师。我们全班四十多个人，每次听他的课就是在一个小黑屋里，一边欣赏他介绍的不同类型的电影， 一边听他娓娓讲解这部片子的经典之处。他启蒙我们学会欣赏电影，学会解构并尽可能创造性地组合运用各种各样的电影视听语言。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期结束时，他说，你们从现在起就不能单纯从观众的角度去看电影了，要想到幕后该怎么做，才能讲好一个故事。后来我也成了做策划和做幕后工作的人，常常想起他的这句话。这句话仿佛一粒种子撒进泥土，我们同学将在各自不同的工作生涯中，用劳动和创造浇灌，静候开花结果……下面就听听屈老师的电影梦， 透过他的故事连接过往和未来。
1. 回到改革元年
前些天，我去见了几位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1978级的老同学。席间，同学们提议今年还要再聚一次，庆祝1978级同学入学四十年。同时，我突然心生感叹：这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啊！（此文写于2018年）回望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农村小伙，而四十年后的我，却是一个致力于将中国电影、中国故事推向世界的电影人。改革开放是开启我四十年电影梦的钥匙，也是载我驶向梦想彼岸的航船。
1978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各个大学校园迎来了“文革”后首批通过正规考试“择优录取”的新生；《人民日报》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当时中国拥有最高人气和最多粉丝的“全民偶像”；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揭开了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帷幕……这一切都让知识、教育和科学重新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推动着人们思想上的大解放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变革，同时也悄悄改变着一个少年的命运。
（当时中国拥有最高人气和最多粉丝的“全民偶像”–数学家陈景润。 网络图片）
1978年的初春异常寒冷。在山西永济冰冻严寒的黄土高原上，我和一群浑身是土的青年人在夜以继日地从40米深的引黄大渠下面把冰冻的土块拉上堤坝。那一天，我拉着七八个青年突击队员从堤坝冲向大渠底部，因为堤坝上的同伴忘了挂上连接小车的挂钩和钢缆，我拉土的车和车上的人从大渠面上翻了下去，我更是重重地摔晕在大渠底部的冻土上。清醒后，我就躺在县人民医院的床上了。医生说，不幸中的万幸，大难不死，只是有轻微的脑震荡。
母亲搀扶着我走出急诊室，迎面碰上我在永济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鸿英老师。罗老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得知我刚刚经历的惊险之后说：“这一下摔得好！”接着，她兴奋地告诉我，全国高考恢复了，我可以去参加今年的高考了！她鼓励我赶快回学校复习功课，为高考做准备。那时没有电话，若不是这次巧遇，我很可能还在家劳动挣工分。那一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回村里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那一年，我们家拼命挣工分，依然欠生产队粮食款60元；那一年，我最爱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年，在静谧无人的夜晚，我一个人浇灌麦田时，总爱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为自己壮胆……
三个月后，我以永济市文科预考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全国统考。同年十月我以当年全校入学最优成绩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导专业学习广播电视文艺创作。从此，我的人生和命运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地连接到了一起。毫无意外地，我也和当年一起进入大学的百万学子共同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1978年1月1日， 新闻联播开播。 网络图片）
2.核桃林里的成长与爱情
1978年10月5日我乘火车经过长达二十小时的旅行抵达北京。这里的一切对于来自农村的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如梦似幻。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看着以前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的建筑，我感觉我触摸到了心中的梦想。11月，我生日的当天，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我们有组织地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人的遗容，向一个时代告别。走出纪念堂，我和同学们惊讶地看到纪念堂东侧展出的呼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诗歌和文章。朦胧中，我感到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浪潮似乎已经把我们无一例外地推向了时代的洪流浪尖。
看不完的书、听不完的课、参加不完的课外活动是我大学四年的主题。我每日与文学、戏剧、戏曲、电影、音乐、美术、哲学为伴，如饥似渴地饱览着各类书籍。在那个物质仍然贫乏的年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精神世界富裕的快乐和浪漫。与我同屋的室友们都患上了“知识饥渴症”。那时，若有同学好不容易从外面借到一本世界名著，我们全宿舍同学一天内就会集体接力传阅完。新闻系的大课令我印象深刻：编采、摄影、文编、播音专业的120多个同学当中，有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和知识青年。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团结而融洽。我所在的文艺编导班里有30位同学，其中最小的15岁，最大的30多岁，更多的是和我年龄相近的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同学们有的还不知恋爱为何物，而有的已经为人父母多年。在大学的四年是我们如饥似渴地更新知识、开拓眼界的四年，也是我思考封闭时代的青少年时光，体验绽放的青春年华的四年。那时候，因为各大院校的师资普遍短缺，各个院校之间优秀的教授互相代课。我们的戏剧导演课就是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主任徐晓钟教授担任主讲。我是他的课代表。其他如音乐曲式学、美学和各种专业理论课都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专家授课。这样的优秀师资力量为我们毕生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们的人格也为我们此后的人生树立了良好的专业榜样。
（广院核桃林是同学们读书， 写作和交流的地方。网络图片）
课余时间，酷爱写作的我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我写的小说《春联》和其他作品被写作教授推荐给大学校园广播站，由播音系同学朗读，这也使从农村长大的我收获了和城市孩子建立起的真挚友谊。那时学校主楼的前面是大片的核桃林。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喜欢到核桃林里去读书、写作和交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平生第一段纯真的爱情也是从这片枝叶甜香的核桃林里开始的。在核桃林里，我不仅仅收获了思想的解放，也收获了宝贵、真挚的爱情。那些年，我在恋人每天必经的花圃小径上眺望她的身影，并认定这个来自天山脚下的姑娘就是我生命中要寻找的那个终身伴侣。
1982年毕业时，我因为成绩优秀，被我的恩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学界的泰斗张凤铸教授邀请留校当他的助手。留校的第一年，我受命担任了1982级文编专业的班主任。那年我24岁，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比我小四五岁的师弟师妹。此后我连续十年在大学里任教。我的学生大都成为著名的电影电视导演、广播影视界的高级管理者和成功的企业家。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年代给我生命的一份巨大的恩赐。
（广院每天总是一阵清朗的“练声”唤醒早晨——“嘿”“哈”“八百标兵奔北坡……”“调到敌岛打特盗……” 这八百标兵奔了北坡， 然后呢？网络图片）
3. 依稀世外朱辛庄
大学毕业留校时，张凤铸教授曾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如果留我担任电影学的教师，我必须去电影学院深造。老师同意了我的想法。1983年，北京电影学院要招收一届高级编剧导演进修班的消息传来，我立即报名参加考试。结果接到的通知是我被电影理论专业录取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电影创作才是我的最终梦想啊！不行，我要去尽力争取！张老师陪同我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沈嵩生院长。沈院长很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去找主持导演系工作的周伟老师。周老师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队队长，电影艺术界很多高级领导都是她当年的战友。我贸然前去，她能答应吗？我不太确定。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周老师住的单元楼公寓，见到了慈祥又严肃的周老师。她问：“你这位同志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分配啊？你学习成绩那么好，搞理论研究再适合不过了！”我坦然而诚恳地向她讲述了我想转修电影创作专业的初衷。我告诉她：“我心中认为，电影应该是导演的艺术。德国诗人歌德曾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长青”。所以我特别想去学习电影导演专业。”周老师听完我的话，沉吟良久说：“这样吧，你回去等消息！”
（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网络图片）
开学报到那天，我拿着写着电影理论专业的入学通知走到文学系报到处，负责人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这时学院教务长走过来跟我说：“是屈建平吧？名单上没你的名字啊。谁让你不服从组织分配啊！”我当时懵了。老师看我有点着急就说：“你不是找过周伟老师吗？到导演系去看看吧！”果然，我在导演班的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心里默默地想：“谢谢周老师，谢谢你圆了我的电影导演梦。”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师早在1949年就参与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和第一部故事片《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拍摄。1956年，她调到初创的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从延安鲁艺走来的周伟老师用她的爱心照亮了几代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后来她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授予的最高成就奖“金烛奖”。
(198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时的屈建平（后排左二）与同学韩三平（后排右二）、黄建新（前排左一）和米家山（后排左三）等合影。)
从入学起，我和来自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米家山，从西安电影制片厂来的黄建新、吕枫，以及北影厂的于晓洋，潇湘厂的薛宜昌、张欣，长影厂的尹黎明，珠影厂的潘志远，广西厂的毛健等有电影制片厂工作经验的同学一起度过了特别愉快的三年时间，看了上千部电影。那时，北京电影学院派出了最好的师资阵容来给我们上课，教授当中包括导演系的汪岁寒、谢飞、郑洞天、乌兰、江世雄、王心语教授，表演系的孙敏、林洪桐教授，文学系的黄式宪、汪流教授，摄影系的郑国恩、鲍肖然教授，美术系的王树薇、何宝通、宋洪荣教授，录音系的周传基教授等。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改革开放让我们脱离了生活的沉重，进入了电影梦想的家园。后二十年到国外工作生活后，曾经在梦里回过一次依稀世外的朱辛庄，那片兀然挺立在广阔田地上的校园无疑是我们生命中的电影伊甸园。
（郑国恩老师在教摄影课。网络图片）
4. 投身电影电视的发展事业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世界电影史论，并担任广播电视文艺编导教研室主任。当时没有教材，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11万字的《世界电影电视艺术发展史》，甚至因长时间伏案写作落下了颈椎病。我的讲课也受到极大的欢迎，别的科系的学生也来听我的课。我的学生们在结束学业后也陆续走上电影电视行业岗位，其中沈东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拍出了《太行山上》、《建党伟业》等一系列好片。我教过的学生至今仍和我保持着珍贵的师生情谊。
1986年，米家山带领我和吕枫联合导演了反映铁道兵工作、生活、爱情的故事片《没有新娘的婚礼》；1988年，为了庆祝国际和平年，我带着自己的学生们导演制作了反映校园生活的电视剧《年轻的白杨》并获得全国大学生电视剧评奖之“奋进奖”。
（1986年执导的《年轻的白杨》杀青后，屈建平（左）与摄影金贵荣（中）、美术老聂（右）合影）
1990年，国家新闻出版界也面临着深刻改革的问题。我被调入人民日报社担任海天新闻事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从那时起，我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记录下深化改革、探讨改革的重要性。我扛着摄像机走遍中国大地拍摄了一批电影和电视剧：1989年编导《狼烟在这里消散》、《紫塞明珠——承德》等纪录片；1990年编导反映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育改革的纪录片《明日舞蹈之星》，获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星光奖”；1992年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福兮祸兮》获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人口文化金爵奖；同期执导的影视作品如讲述连云港国营农场改革的《海滩上没有神话》、反映贵州农民从农耕生产转型矿产开发题材的《山那边的炮声》，都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1992年，《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电影评论家童道明先生评论《青年导演屈建平和他的导演风格》；同年7月4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任重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屈建平电视剧创作漫笔》。专家学者的评点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指导和鼓励。
（90年代纪录片，记录下深化改革、探讨改革的重要性。网络图片）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节目也丰富多彩起来，这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机会。1993年—1995年，我参与策划编导了CCTV主办的《希望之路》、《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管理与法制知识竞赛》等电视综艺晚会。1994年，我参与策划了北京电视台台庆电视晚会，并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制作《海外红娘》等专栏节目。
1994年，我和人民日报国际部驻日首席记者孙东民联合策划，由我编导，由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社联合制作了六集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眼中的日本》。这部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和朝日电视台播出后，在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1995年我调入国务院新闻办所属的五洲传播中心担任影视部主任。其间编导了大型系列人类学纪录片《西藏人》。这部反映改革开放给西藏家庭带来巨大变化的纪录片，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提名，并受到美国影评家撰文好评。
5. 跨越大洋筑新桥
1996年，我到北京读书工作十八年之后，有机会去到世界影都美国洛杉矶工作发展，先后担任洛城双语广播电台副总裁、美国熊猫电视台(Panda TV)总经理。
刚到美国的前几年，由于受到1989年风波的影响，美国社会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很多误解。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为了忠实传播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信息，我带领编创团队根据美国观众的接受习惯，连续推出了关于中国海军舰队访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香港回归祖国的专题片，以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专题报道、关于西藏的历史人文专题片、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宗教发展的专题片等，在美国主流社会和华人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7年中国海军军舰队访美。网络图片）
那时在美国还很难看到中国本土的电视节目，我萌生了将中国的电视节目引入美国的想法。在我们的努力下，湖南卫视的节目通过卫星进入了美国千家万户。湖南台充满改革开放气息的综艺节目让美国社会很惊讶。一家叫“回声之星”的美国卫星电视频道找到我，希望我能把更多的中国电视信号带到美国。
看到美国数字卫星频道技术拓展为中国电视传播所带来的机会，我很激动，连夜赶写了一份美国卫星电视市场分析报告递交给国内的领导和朋友。一年后，我很欣慰地看到大规模转播中央电视台和各地卫视节目的长城平台出现在美国。这个卫星平台提供包括央视4套、湖南卫视、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安徽卫视等20多个频道的中国电视组合，把承载中国改革开放信息的节目送到北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帮助美国观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中美两国间的理解和包容。
（长城平台图标。 这个卫星平台提供包括央视4套、湖南卫视、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安徽卫视等20多个频道的中国电视组合，把承载中国改革开放信息的节目送到北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帮助美国观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中美两国间的理解和包容。网络图片）
时间进入新世纪，我感到中美之间需要更深的理解和互信，建设一座影视文化的桥梁势在必行。受到在美华裔专家学者的鼓励，我注册成立了美国新桥传媒公司（New Bridge Media, Inc.）。公司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致力于推动中美高等影视教育交流；二是拍摄制作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华人在美生活工作的纪录片；三是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媒体交流。在2004年，我率先推动了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USC）和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两院校研究生共同制作纪录片的电影交流培训计划。隔年一次举办的国际化培训，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合作拍摄纪录电影的机会，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的中美青年电影人才。其中，在这个计划中脱颖而出的青年导演姚婷婷，回国后执导了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等一系列影片，成为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电影界重视的中国电影导演新星。
（谁的青春不迷茫海报。网络图片）
2002年，我和好莱坞友人合作创办了环球传播中心，建设了专为在美华人和访美影视专家提供服务的摄影棚。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鼓舞，我带领摄制组拍摄了《人间天堂》《上海的赞美》《四季如春》《爱的使者》《触摸生命》《光荣进行曲》《爱的呼唤》《哈德森》等一系列影视作品。我在纪录电影创作中采用了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影片中使用了大量真实数据，通过实地采访挖掘当地的历史渊源，以小人物的视角向美国民众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层面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报道杭州新气象的纪录片《人间天堂》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W.布什的重视。总统曾委托美国驻华大使去杭州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访问之后，大使盛赞影片拍摄的真实性和艺术魅力。在此期间，我还策划制作了《环球论坛》等电视访谈对话节目，并采访报道了美国原总统卡特和美国华盛顿州华裔州长骆家辉。现场报道了江泽民主席及中国海军舰队访美事件，为中美友好交往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
6. 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
在美国营运新桥传媒公司期间，我结合美国好莱坞影业公司把影视制作与影视乐园结合、把电影产业链延伸到文化旅游、时尚品牌等各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搭建以影视制作为先导，以影视乐园为支撑，以人才培养和技术更新为动力，以电影产业和金融资本结合为驱动，打造一个具有综合产业功能的影视园区的计划。在大量分析了好莱坞成功影片之后，我领悟了好莱坞进军世界电影市场的奥秘。这就是创造一种根植于全球文化并且超越地域文化限制的好莱坞世界电影语言。比如《狮子王》和《花木兰》，它们都是把很大的故事主题放在一个可以被全球观众普遍接受的家庭架构当中去展开，从而获得巨大成功。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的构想在我心中发芽了。这成为我立志回国发展电影产业的动力。
（动画片狮子王，把很大的故事主题放在一个可以被全球观众普遍接受的家庭架构当中去展开，从而获得巨大成功。网络图片）
有一次，我在出席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活动时与乔治·卢卡斯相遇。卢卡斯先生关心我回国发展电影事业的计划。他问我：“中国国内的人才怎么样？”我说：“恐怕现成的不多。”我问他培养人才有什么诀窍。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培养。”卢卡斯先生的建议成为我回国发展计划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7年屈建平和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乔治. 卢卡斯在一起交谈。 屈建平先生提供图片）
我在设计回国打造智慧城市影视乐园的计划时，详细考察了太阳马戏团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成功模式。作为一个全球著名的旅游城市，拉斯维加斯原本就已经具有了吸引个体人群的娱乐元素，通过引入太阳马戏团和其他高端演艺团体，这个城市成功地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家庭度假人群。
（太阳马戏团的演出。网络图片）
拉斯维加斯的成功经验让我深刻地领悟到在中国打造集影视、娱乐、文化、旅游为一体的高端产业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的传奇故事等着我们去述说；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无数的秀美山川等着我们去赞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里，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传说和神话等待我们去传扬……宏大的中国历史文明传承为我们打造新一代的影视文化作品提供了无尽的想象力和灵感的源泉。
在美二十多年，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宝贵的文化价值囿于我们较为闭合的文化环境和自弹自唱的非市场化产品模式，在世界上的影响甚微。我们过去习惯了躺在先辈所创造的文化安乐窝里心满意足，而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将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推广，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很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内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吸收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世界性文化传播方法和体系，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和民族情感价值通过我们的努力传向世界。看到《卧虎藏龙》《花木兰》《功夫熊猫》这些以中国故事和形象为题材的风靡全球的电影，都是好莱坞制作的，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宏大的中国历史文明传承为我们打造新一代的影视文化作品提供了无尽的想象力和灵感的源泉。2016年屈建平和妻子赫景秀在广东考察中国民间麒麟传承）
2014年，我应中信国安集团邀请，怀揣着在美国多年的影视文化产业梦想回到我学习成长的地方北京，开始在中信国安第一城打造京津冀地区第一个高标准的影视基地。基地于2016年投入使用，致力于打造全流程的影视制作服务体系，配备了国际一流的全数字、网络化、集群化的电影特效制作硬件，以及影视后期音视频制作系统。依托功能完善的中信国安第一城，基地同时为客户提供影视拍摄、餐饮、住宿等一体化高端服务。面对影视人才短缺的现状，我按照乔治·卢卡斯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忠告，与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合作，在基地开展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和好莱坞著名电影艺术家合作，选定散发着历史醇香的宝贵中国文化IP，打造面向世界的电影作品。我在美国的梦想“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成为创建电影基地的目标和使命，也是现在基地的宣传标语。如今，基地的一、二、三期，共六万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影视基地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电影产业与世界连接的桥头堡。来到这里的电影界同行无不交口称赞这个代表着新时代水准的国际化电影基地。我期待着与国内外优秀导演和制片人合作，让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走向世界的绚丽的电影篇章。
(2018年屈建平在中信国安新桥影视基地会见著名影星卢燕（左）和著名导演胡玫（中）。屈建平先生提供图片）
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施，为我这个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农村孩子提供了走出黄土、走向北京、走向世界的命运机遇。我在北京就学、实践、历练的成长经历成为祖国改革开放前18年的生命见证。1996年，我因为工作需要远赴美国洛杉矶，深入美国社会和电影电视传媒实践，了解了西方发达社会的优势和动力所在。2014年回国后，我看到祖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地感慨改革开放实在是利国利民的伟大历史变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开阔了世界性的视野。他亲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深思中华民族开放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铺就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见证人，深深地感谢他和中国领导人顺应世界潮流，率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开放。我要把余生贡献给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的心不仅要赞美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的改变，而且要呼唤未来持续的改革开放，为祖国带来更大的复兴和巨变。无论将来中国发展的道路如何曲折，我依然很高兴再活四十年，去见证未来的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的文明复兴！
（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就像如梦似幻的未来场景。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