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曼斯菲尔德专访丨美国保守主义的渊源、近况与未来

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言论自由，但它指的是抗议者反对他人言论自由的言论。这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由于支持越南战争和精英，并相信真理的客观性而广受诟病。抗议者并非用一种谨慎和克制的方式来辩论，而是进行抗议和暴动，并试图关闭大学，阻止其他人发言甚至学习。我认为，言论自由的最高和最佳运用取决于辩论（argument）的重要性。当你赋予某件事一个理由时，你是在试图吸引能理解那个理由的人。因此，你是在试图说服那个人。但是，当你抗议时，你在试图恐吓某人，而不是努力说服他们，或者通过展示一种优越的道德，你是在试图让他们做你想做的事。所以抗议是一种武力的使用，而不是辩论。因此，言论自由被称为表明立场的行动。如果你举着一个牌子，或者喊出一个口号，这就是言论自由，而不只是声称是言论的毫无争议的表达。但我们应该基于政治辩论的重要性来理解言论自由，最终自由政府需要能够自我辩论，这就是自由政府的优势。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意见，而是有一个关于哪种意见应该占上风、哪个应该被遵循的争论。这就是保守主义批判自由派或新左派的方式，左派的自由主义者把言论自由等同于抗议，而不是辩论。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原则是，决定应按宪法做出，美国宪法有三权分立的原则。这三个分立的权力应该各自独立或有能力独立行动。这意味着立法应该来自立法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但是自由派一直在利用司法部门来制定法律，诸如关于堕胎、同性婚姻、选举法和刑法。保守派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制定法律、而非解释法律是对司法和司法权的滥用。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保守派的声音，比如特朗普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这是言论自由之外的另一个原则。

新左派把经济问题、生存问题或者商品的稀缺问题看作唯一的问题。他们狭隘地认为自我是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忽视人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或者至少在决定由谁来管理方面有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政治欲望。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个不让你统治自己，或不给你任何自由感和成就感的政府，你完全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满足。

与美国人追求伟大的愿望相联系的是竞争的实践和雄心的推动。美国宪制非常支持雄心，它通过少数杰出人士愿意为了自己而变得雄心勃勃以发挥作用，因此，它可以抵抗那些在选举竞争中有野心的人，这些人并非有雄心壮志，而只是决定要赢得选举。即便选举结束，国会和总统之间或行政部门之间也仍旧存在竞争。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毋宁说，人们不喜欢被忽视或怠慢，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有抱负的人，也适用于普通人。这就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有力原因——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有一个精英在管理华盛顿，却不关心他们。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提升，这种提升更多是在荣誉、而不是在自我利益方面。

因此，左派倾向于通过给每个人进行经济物品的重新分配来解决经济问题，这样每个人都能满意。一旦满意了，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就此而言，似乎没有给政治留下任何空间。如果政治的全部就是关于谁得到多少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政治可言了。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就没有自治。

然而，民主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他们称之为身份认同的政党（a party of identity）。每个人或群体都可以建立自己的身份。但是你如何做到呢？你可以通过寻求与其他团体合作的经历来做到这一点。你看看那些其他的团体，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另类”（other）,这点可以从他们共同的人性特征中看出来，他们正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成为和你一样的人。因此，同样的事情具有多样性，进步派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一致性。它好像是对差异的一种承认，但当你观察它的实际作用时，会发现它在寻找我们的共同之处。就好比，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烹调风格（cuisine），但是每个人都会因为饿需要进食，因此我们可以在每个人都要进食的基础上，忘记那些比烹调风格更深刻的差异。你如何满足你的饥饿感只是你如何理解世界的一小部分。

所以，相信一致性或身份政治的民主党人，却不相信差异，不相信宗教、哲学或政治的永恒差异，他们相信通过创造一种身份，人们将在整个世界中创造一个世界性的统一或和谐。所以，奥巴马说他想成为世界公民，但他也谈到了多样性的必要性。当你观察多样化的群体时，你会发现他们中有些是压迫者，有些是被压迫者，那么你试图提升被压迫者，直到他们能与压迫者平起平坐，而不管他们是谁。这通常是由经济手段实现的，因为这是最容易衡量、也是能最快满足人们的方法。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并不认为文化差异有多深，也不认为差异会持续下去。我们都能很容易地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真的很肤浅。这就是说，你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你喜欢香草，我喜欢巧克力，这很好，没有问题。

因此，进步主义者向往进步，这使得人们之间争论或斗争的分歧越来越少。所以他们相信世界和平,这意味着国家差异会消失，一开始他们认为国家差异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身份，但到了最后，他们却说国家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有一个世界和平的世界性原则，它能使我们所有人无须斗争、无须分歧就生活在一起。

但他们也说每种文化都相信自身。每种文化都认为自己是最棒的。所以，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明白，最好就是只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不要去争论或论辩。

如果你相信一个标准，那么你的判断就妨碍了进步派的标准。他们的真正标准是没有一个可以判断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好的标准。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矛盾，即文化差异很重要，却又无关紧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到处都一样。

那些想要强调不平等的人是保守主义的永久基础，而不是反对革命的历史基础。托克维尔也说过，每个自由国家都有两个大政党：一个是想要扩大人民权力的政党，一个是想要限制人民权力的政党。在今天的美国，我仍然认为共和党人属于支持不平等的政党，而民主党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平等。

共和党人的困难在于，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所以他们必须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你如何让大多数人接受他们是不平等的呢？当然，也许你可以做到，但这样就要重新定义人的不平等。假如你这样来界定：你能养活自己吗?你能找到工作自谋生路吗？这让你比那些只能依靠政府或由政府救济生活的人更加优秀，因为那些人是要依赖他人生活的。有些人是独立的，有些人是依赖的，独立的人更好。这是民主制中一种寡头式的思维方式。

你可以看到两个政党都有支持平等和支持少数人的双重特征，除非少数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多数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讲过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区别，自由主义却不喜欢这样的区分。所以，我们说每个人都兼具二者：在一个政体的开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被称为自然状态。随后，我们聚在一起，选出政府，突然间我们就有了少数人，我们创造了更为重要的少数人。

亚里士多德对“民众的”（demotic）和“民主的”(democratic)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对于“民众的”一词，前缀“demos”指的是人民，那么“民众的”则是指没有任何人与其他人不同。但是“民主的”一词指的是，假定人与人之间没有不同，我们仍需要一个政府，后缀“cratic”的意思是统治，整个词就是指人民的统治。一旦你从普通人中间走出来统治人民，你就引入了差异——等级和权威。“民众的”仅仅是指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问题在于，这样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以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以你需要规则。一旦你需要规则，你就需要人们选择规则，并且执行规则，随后就产生了等级制度。那些选择规则的人，他们获得了权威。

所以即便在美国，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家，也是有权威的。以税收为例，你可以争辩说，你错了，我应交的税比你说的要少。那么你可以去找法官，让法官来决定，一旦法官决定了，你还是要付钱。所以，你知道你不能反对，这就是权威。也就是说，即便是最自由的国家也有权威，这意味着保守主义总是有一定的基础，这是由地位的必然差异引起的。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名的讽刺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一书中，一只猪说，“是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我认为这就是施特劳斯对保守主义的态度。我曾经根据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写过一篇关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Strauss’s Conservatism”)的文章，施特劳斯的书以“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和论埃德蒙·柏克的章节作结尾。这一章的结尾对柏克作了一个不利的判断，认为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失败后，没有坚持捍卫一项注定失败事业的高贵，他忘怀了抵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崇高的性质。这种严厉的评判受到了质疑，但施特劳斯似乎主要是欣赏柏克为回归“健全的古代作者”打开了大门。这正是施特劳斯想要做的，这或许可以解释这本书为何是以柏克作结尾，而不是以黑格尔和尼采等德国哲学家结尾。所以施特劳斯可能是暗示他的保守主义更像是对古代哲学家的回归，而不是直接关涉政治。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施特劳斯引用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的例子——加图反对将希腊哲学引入罗马，认为这是一种堕落。施特劳斯把加图看作为注定要失败的事业树立的高贵典范。

我记得您研究柏克的主要原因是您发现柏克是第一个为政党辩护的人。通过阅读您的书，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很大的悖论，那就是政治家为政党政府辩护。您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英国如何逐步接纳政党政府的完整故事。毫无疑问，是柏克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他提出的英国政制的解释，可以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英国政制是由绅士统治的大众政府。然而，柏克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解决建立政党政府的问题。政党政府必须由一个比政党政治家更好的政治家来建立。因此，对于具有先定美德（presumptive virtue）的人来说，审慎的统治有时必须让位于更高的审慎。我们还需要卓越（superior）政治家的介入，才能使政党制度有效持久地运行下去。我的困惑是，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政治家的才能呢?为什么我们要把事物限制在政党中?您能解释一下柏克对政治家才能的顾虑吗?

在柏克看来，政治家是具有真正德性(actual virtue)的人，真正德性是超越先定德性的。但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在绅士中建立并在必要时维护先定美德的统治。我举个美国人开车的例子，政治家必须像柏克那样坐在后座，而不要试图自己坐在驾驶座上操控方向盘，亲自开车。这意味着这位政治家不是党派人士，他超越了他所支持的政党。他会比其他支持者更明智地支持他的政党，因此，如果情势需要，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政党。所以我们看到林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丘吉尔从托利党转向自由派，然后又回到保守派的阵营。在危机中，先定美德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做什么。在现代性的危机中，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柏克挺身而出，抓住方向盘，捍卫了绅士的统治。我发现我的答案和你的问题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当我读到您对托克维尔的解读时，有一处描述让我印象很深，您提到他复兴了一种“具有灵魂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with a soul）。换句话说，托克维尔致力于将“可辩护的自由主义”呈现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使得自由主义更具政治性。自由主义的这一维度曾经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但不幸的是，在17世纪被以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标准理论所取代。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非政治性的（apolitical），由此产生了“自利”(self-interest)的概念,这也正是托克维尔不满的地方。托克维尔试图从现实的政治实践来看待自由主义，并赋予自利概念更丰富的内涵。我的问题是:同时代的柏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也对现代自然权利进行了修正，与他们相比，您觉得是什么让托克维尔与众不同?

在我看来，《联邦党人文集》最大的创新是把君主制的元素注入美利坚共和国。对美国联邦党人来说，设立一个强大的执行官或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对美利坚共和国来说不仅是相容的，更是必要的。他们提出的一个有说服力并且有趣的论点是，单独的一个人比一个委员会更能响应人民，因为他们知道出问题时该向谁问责。就像您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这个看起来更具王权主义色彩的行政机构比一个看起来王权色彩更弱的行政机构更民主。因此，联邦党人与托克维尔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将贵族制与民主制融合在一个共和政体中，或者他们同样致力于用贵族政治的特征来重新激励民主政治。您同意我的看法吗?《联邦党人文集》中可能蕴含更多不为我们普通读者所知的智慧，您能稍微再讲讲吗？

《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创新之处，与你指出的为共和国增加执行权的力量这一观点有关，但其创新要比这更大。联邦党人主要反对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政敌——反联邦主义者，不如说是以前支持它的共和主义理论及其理论家。他们是“理论上的政客”，这些人使共和主义变得过于简单，将其奠基在愿望而不是事实的基础上。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尽管作为一个革命英雄，他并没有被拿出来加以谴责。因此，联邦党人为一个成功的共和国建立了一种新型共和主义，一种新的理论或反理论（anti-theory），并与政府的需要相协调。

特朗普给保守派造成的另一个混乱是，他并不知道伟大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声称自己对伟大充满激情。他似乎认为伟大就是胜利。如果失败了，就不可能变得伟大。因此，他指责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越南战争中沦为囚犯，是一种“战争垃圾”。当你只是因为幸运或不幸而赢或输时，你可以很容易地挑战伟大的概念。伟大怎能仅仅是赢呢？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是幸运或不幸，那么你并不伟大。除非你是靠自己，靠自己的美德，或者因为你配称伟大，否则伟大就不是真正的伟大。反之，虽败犹荣，即便输了，你也配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