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黑人解放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与上海
作者：周而执-上海历史社
2022-06-18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威廉·爱得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
杜波依斯于1868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巴灵顿，毕业于菲斯克大学，后在哈佛大学继续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
从1890年代起，杜波依斯博士投身于美国和非洲黑人的解放运动。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也是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创建者之一，并任协会的机关刊物《危机》的编辑达24年之久。在黑人解放运动中，他一贯坚持进行积极斗争，反对妥协投降。美共领袖威廉·泽布朗·福斯特曾称他是“黑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代言人”，是“黑人的新的杰出领袖”。
作为一名坚定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和理论指导家，杜波依斯博士曾于1936年、1959年和1962年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并支持中国左派人士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内战和其夺取政权后对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美国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筹募善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写信给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引中国为“真正的兄弟”，并为中国在世界上“升到应有的地位”而“满心欢喜”。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杨春芳在《美国作家杜波依斯的中国想象》一文中写道：“杜波依斯运用复合想象方法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海外中国形象谱系中独具特质。杜波依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诠释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宣传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其中国想象有明确的意向性和目的性，表征了他对中国的真挚情感和高度认同。杜波依斯对中国形象的积极建构，折射出强大、富饶、和谐、民主的中国形象。”
1961年，杜波依斯博士参加美国共产党；同年应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邀请，迁居加纳，加入加纳国籍，主持编纂《非洲大百科全书》。1963年8月27日病逝。他的妻子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也是一个著名的黑人活动家。
作为坚定的左派分子，杜波依斯博士的思想观也非一成不变，实际上他的立场经常不很坚定，游走于两种主张之间。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王卓、王恩铭的论文《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杜波依斯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探析》中提到：“作为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人融入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杜波依斯希望并要求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是，当这些希望和诉求遭到白人社会拒绝和反对后，杜波依斯便转向黑人民族主义。终其一生，这两种观点交替出现在杜波依斯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上”。参考笔者前不久在本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什么才算是真正的世界级国际大都会？（一）》，杜波依斯博士的立场随着美国社会和政治现状的不断变化、发展而飘忽不定就更能容易理解了。即：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非洲裔美国人（黑人）就是美国人，而无关肤色和族裔，融合主义占据上风；主观上不能融入或是被主流社会拒绝接受的美国黑人就变成非洲人了，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大行其道，因为这些黑人失去了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感。
杜波依斯博士曾于1936年11月首次来到中国游览一周时间，先后访问伪满洲国沈阳、大连，再至上海，在上海期间他访问了之前一直保持联络的私立沪江大学，离沪后赴日本继续游览。他在1959年4月再次访沪时说：“过去的黄浦江边一片乌烟瘴气，又是外国人横行之处，单身女子不敢在此行走，而现今这里已变得难以辨认。”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1936年11月的上海正处于其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繁荣的黄金十年时期之最鼎盛阶段，标准的世界级国际大都会在意识形态固有化乃至固执化的左派人士眼中是一种负面化的产物，而1959年的上海才算是一种进步。
抗战胜利以后，杜波依斯博士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交往颇多。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China Welfare Fund）改组为中国福利会 (简称中福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宋庆龄女士继续担任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本视频为1959年4月6日至11日，91岁高龄的美国著名黑人学者、著名的黑人解放运动领袖之一、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依斯博士偕夫人访问上海之英文新闻纪录片（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英语解说）。
片头可见：杜波依斯博士乘坐宋庆龄先生专车先后经过外滩(中山东一路)和人民广场时的画面。
随后可见：杜波依斯博士在上海大厦(原百老汇大厦)楼顶俯瞰外滩和黄浦江风光。
片尾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女士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杜波依斯博士夫妇。三人用英语交谈。
“1959年4月6日至11日，91岁高龄的美国著名黑人学者、著名的黑人解放运动领袖之一、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依斯博士偕夫人访问上海。
杜波依斯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1956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曾邀请他莅华参加中国科学文化界举行的“世界名人、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纪念会”，但因美国方面拒发护照而未能成行，杜波依斯只能以电报致贺并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杜波依斯的夫人说，她丈夫这次得以访问中国，是了却了他晚年最大的心愿。
副市长曹荻秋亲切会见并宴请杜波依斯夫妇。宋庆龄副委员长因国事不能在上海同他们会面，但她在离开上海前，特别关照上海接待部门将她自己乘坐的汽车供杜波依斯夫妇使用。杜波依斯夫人对此深表感谢（笔者注：实际20日宋庆龄最终在其北京与杜波依斯博士夫妇会面）。
在游览市区时，杜波依斯回忆起36年前(笔者注：应为1936年11月)他首次来上海时所看到的一切。他说，过去的黄浦江边一片乌烟瘴气，又是外国人横行之处，单身女子不敢在此行走，而现今这里已变得难以辨认。在听了有关上海社会改造的情况后，杜波依斯对上海有关管理部门为经过改造的妓女保守身世秘密，并向人们揭示妇女沦为娼妓的社会根源，说明她们是旧制度的受害者，不应歧视的做法，非常满意，说这是对人的真正保护。
在参观少年宫，并听到上海有200万学生后，杜波依斯说，对青少年的关心，是国家强盛的标志。而西方少年犯罪不断上升的事实，则不能不令人忧虑。杜波依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为中国福利会募集资金而奔走。他在福利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回顾当年情景说，那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募捐活动，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是并无多大希望的。然而今天，中国的革命毕竟胜利了。他还谈到，他在中国看到人们非常团结，工作十分努力，与西方尤其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都知道是在为整个社会而工作，不是心中只有自己。
在巴金家中作客时，宾主如故人相见，谈笑风生。杜波依斯讲了自己的近况，也问了巴金的写作计划和作品出版情况。巴金向他赠送了亲笔签名的《家》的英译本，杜波依斯夫人请巴金谈了《家》的创作背景。
应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之邀，杜波依斯夫妇在复旦大学向本校师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的教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学者讲学，夫妇俩分别作了题为《非洲的新生》、《关于黑人文学》的报告，增进了上海学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对非洲独立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美国黑人运动的了解。 ”
(上述内容来源：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首页–>地方志资料库–>市级志书–>上海专业志–>上海外事志–>下编·第五篇国际来往–>第五章：《与美国的来往》–>第一节：《中美关系对峙僵持期间》，2004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