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婧新：美国堕胎问题的根源与现实困境
作者：蒲婧新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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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蒲婧新，法学博士，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任南京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全球胜任力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研究，跨文化研究，中西方哲学对比诠释研究。曾访学于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外语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编者按】在上一篇“历史的颠覆：美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中，作者对“罗伊案”推翻和其将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简要报道。在本文中，蒲婧新博士以学术视角对美国堕胎问题的历史性争议、美国女性争取堕胎权运动及现实困境进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阐释。蒲婧新博士亦从政治、经济、宗教等角度解读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女性堕胎权所持立场的动机和根源，并对“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美国社会将面临的政治和道德危机进行了预测。本文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堕胎权问题。
2022年5月2日，美国政客新闻网站（Politico）刊登了一份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撰写的初步多数意见草案遭到泄露。根据该草案， 至少5名大法官打算今年夏天推翻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堕胎合法化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是有史以来最高法院第一次剥夺一项现有的宪法权利。此次泄密事件在美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次日，数以万计的民众前往最高法院游行示威，支持堕胎权，抗议该草案对妇女权利的伤害。
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的影响被美国人视作等同于第二次内战。1972年，得克萨斯州两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萨拉·威丁顿和林达·科菲试图挑战当时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希望堕胎的21岁女子，化名为简·罗伊（Jane Roe），韦德（Wade）则是当时达拉斯县的检察官。几经周折，1973年 1月22日，美国联邦高院最后以7比2的表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大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赋予了人们合法堕胎的权利，而且还防止了许多因不安全的非法堕胎而死亡的事件发生。当人们可以合法堕胎时，堕胎是最安全的医疗程序之一。在美国，堕胎的安全记录超过了99%。显然，保护堕胎权对于保护人们获得安全堕胎至关重要，而禁止堕胎的尝试尤其会伤害低收入人群。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纽约市的低收入女性中，10人中有8人尝试过危险的自行堕胎。
然而，“罗伊诉韦德案”后，堕胎合法化一度导致美国妇女堕胎人数的激增，即“罗伊诉韦德案例”给了美国妇女堕胎权，也给美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分裂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辩论。自堕胎合法化后，支持生命权的反堕胎人士就一直试图来推翻这一决定。反堕胎的各式各样“保护生命运动”和支持堕胎的捍卫女权团体对此争论不休，甚至出现过2003年9月3日因杀害堕胎医生而被处以极刑的第一人保罗·希尔这样的极端例子。
毫无疑问，堕胎问题已成为美国社会中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无论是总统竞选，还是国会选举，再从州到地方的选举，政客们都必须在堕胎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总体来讲，民主党自由派支持妇女的堕胎权，而共和党保守派则对任何形式的堕胎持有否定态度。此番南达科他州州长签署反堕胎法案，挑战30年前的法律，无疑在美国社会再次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26个州可以迅速采取行动禁止堕胎。其中一些州的政策可能会立即禁止堕胎。
还有一些组织是由反对堕胎的议员领导的，他们有通过堕胎限制法案的历史。这样势必会迫使一些其所在州不允许堕胎的地方孕妇，前往数百英里的自由州接受堕胎护理。为此，邻近允许堕胎州的诊所，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即将实施新限制州的患者激增。
不过，美国有一些州的法律还会惩罚实施堕胎的医生，甚至不允许将堕胎纳入低收入人群可以获得政府辅助医疗服务范围。这使得许多使用医疗补助的人无法堕胎，只有在被强奸、乱伦或继续怀孕可能导致患者死亡的情况下才可例外。
因此，很多人认为，由塞缪尔·阿利托法官撰写的意见，将会危及到很多无力承担旅行和医疗费用妇女的生命，她们会因为负担不起去其他自由州堕胎的费用，反而会走上不正当途径或自行堕胎的危险道路。而这些人才可能成为最高法院新裁决的真正受害者。
一、新裁决实施后哪些群体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女性预计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受堕胎。官方数据显示，限制堕胎对年轻女性、贫穷女性和非洲裔美国女性的影响会更大，因为这些群体更有可能寻求堕胎。
在美国，大多数堕胎的女性都是20多岁。2019年报告的堕胎中，约57%发生在20至29岁的女性。大多数州向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报告了堕胎数据，但也有少数州没有。支持堕胎的研究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the Guttmacher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雷切尔·琼斯告诉BBC:“典型的堕胎患者都是20多岁，没有很多钱，有一个或多个孩子。
基于美国官方的贫困定义，美国有75%的堕胎女性被归为低收入或贫困。低收入人群——青少年、有色人种、移民和难民——受到堕胎限制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更难以支付堕胎费用、及到其允许堕胎州的旅行费用等。
在美国，非洲裔美国女性死于怀孕或分娩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三到四倍，而这些非洲裔女性可能会因为新法律的出台而变得更加危险。比克斯比全球生育健康中心的研究员安东尼娅·比格斯博士说:“结构性的不平等——包括生活在低收入和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有限——都是导致有色人种堕胎率较高的原因。”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3%，但据报道，黑人妇女接受堕胎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西班牙裔妇女约占五分之一。
就现实而言，反堕胎法不能阻止或减少堕胎，反而会使堕胎变得更为危险。因为，在受过训练的保健人员的协助下，且在卫生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堕胎是目前最安全的医疗程序之一。但是，当堕胎受到限制或被定为犯罪时，部分孕妇势必会被迫寻求不安全的方法来终止妊娠。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有500万妇女住院治疗是因与堕胎有关的并发症，其中约有47000名妇女死亡。
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而那些堕胎法更严格的州，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都更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新法律会给女性健康带来灾难。而各种因素导致试图堕胎的不平等情况，可能会因为新法律的出台而变得更加危险。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这些法律也是对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群体的又一次打击，他们的权利在特朗普政府下遭受了持续的攻击。因为在美国，变性人在获得生育保健方面已经面临巨大的障碍，而这一系列新法律将进一步将他们排除在外。
二、美国堕胎之争是宗教与保守问题的混合体
阿利托的观点代表了保守派和共和党为将“原教旨主义”理论写入宪法而进行的30年激烈运动的最终胜利。事实上，同意堕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宗教纷争”——在美国反对堕胎的宗教人士比例远远高于非宗教人士比例。
原教旨主义基督教观点认为，未出生的胎儿也是人。堕胎在天主教和福音派新教徒看来都是在谋杀生命。天主教教义问答(catecism)教导说，“任何人工流产”都是“道德罪恶”。教会还反对同性婚姻，虽然教义问答说，“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必须以尊重、同情和敏感的态度被接受”，但它也说，“同性恋行为在本质上是混乱的。”约77%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认为，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应该是非法的。大多数情况下，64%的黑人新教徒、63%的非福音派白人新教徒和55%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
例如，路易斯安那州以天主教为主，几十年来，天主教会一直反对堕胎。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以新教徒为主，但当地人有相同的信仰。无论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人们的基督教信仰一直是反堕胎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所有社会议题中，反堕胎成为宗教自由派和保守派冲突最激烈的议题。正统的一方强调圣经的无误和上帝是对与错的最终仲裁者的信仰，而亲激进的一方声称，道德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人类构建。由于对立的观点之间缺乏共同点，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框架的分歧尤其难以解决。同时，无法在这些相互竞争的道德观点之间进行谈判，辩论因此不再是试图用理性说服反对派，而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以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社会新的道德分裂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此外，即使大多数人遵循的是“中庸之道”。
当然，也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采取更极端的观点，解决政治化的道德问题，可能会增加倡导团体诉诸暴力来强加其观点的可能性。美国政治已经坠入宗教分歧的泥潭，“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的分野是党派分歧和教派分歧交织的结果。如何超越党派偏见、推进社会发展是当下美国政治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最高法院宣判反堕胎违宪、终止妊娠应该是母亲的决定，这一判决比所有其他激进政治都更深刻地刺激到宗教保守派的神经。尽管美国人一贯支持“罗伊诉韦德案”，但州议员们越来越多地通过投票和立法限制来攻击堕胎。2021年，美国各州出台了663项堕胎限制措施，并颁布了108项，这是自197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事实上，自1973年以来，反堕胎活动人士一直在稳步削减堕胎的机会。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在经济和后勤方面设置障碍，使得人们很难或不可能不顾法律的规定堕胎。堕胎暴力和抗议在1990年代上半期似乎有所升级，1993 -1994年期间造成五名提供堕胎服务的人被谋杀。从1973年到2021年，美国各州颁布了1336项堕胎限制，在过去10年中占44%。这些法律的目的大多是试图羞辱、施压、惩罚和阻止想要堕胎的人。
这些法律中有许多公然藐视“罗伊诉韦德案”。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6周堕胎禁令和密西西比州的15周堕胎禁令。还有几十个阻止堕胎的法案正在各州立法机构中蜿蜒前行。当你不能完全禁止某样东西时，就有可能使获得它的过程变得非常繁琐，成为一种惩罚。有一些州的法律要求未成年人在堕胎前让父母参与进来。此外，还制定了限制堕胎医疗机构提供堕胎服务的范围、在怀孕达到一定程度后禁止堕胎的法律和不支付堕胎费用的健康保险等。
例如，科罗拉多州在2022年3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肯定了堕胎的权利。但是科罗拉多州仍然有《家长参与法》，该法律规定，在未成年人进行堕胎之前，必须向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进行告知，或提交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意堕胎的文件（父母同意）。虽然父母参与法律可以让怀孕少女得到更好的照顾，但强迫青少年与父母就堕胎问题进行接触，通常不会增加父母的支持，反而会使青少年面临身体和情感上被伤害的风险。对于怀孕的年轻人来说，在法官面前回答有关性、避孕和家庭生活的私人问题更可能是一种负担和创伤。对于经历意外怀孕的年轻女性来说，是否以及如何终止妊娠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同时该州还禁止医疗补助为堕胎买单，并且不要求私人保险公司为堕胎买单。今年3月，加州还通过了一项立法，取消了任何有医疗保险的人的自费堕胎费用。但加州仍然不允许在胎儿存活后堕胎。在德克萨斯州，医生们报告说，该州最近的法律使得对流产的妇女进行治疗变得更加困难。医生要负责确保流产实际上不是故意的堕胎，并成为一个警察国家的特工，而不是女性的照顾者。在路易斯安那州，立法迅速将堕胎的女性定义为谋杀犯，很容易被控谋杀。
因此，在反堕胎运动中，共和党人及其盟友对庇护州可能帮助妇女脱离禁止堕胎的司法管辖区感到愤怒，他们一直在计划制定全国性立法，在各地禁止堕胎。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因强奸、乱伦、人口贩卖而怀孕可以例外。
三、美国堕胎情况的现实困境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像这些政策规定的堕胎限制，会因为延迟甚至有时阻止他们堕胎，而伤害那些需要堕胎的人。所以，在知晓美国堕胎情况之前，必须先要了解一下打击生育权的一些可怕事实。
第一，反堕胎活动家和政客们一直存在。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中裁定堕胎是合法的。自那以后，反堕胎活动家和政客们一直在努力推翻这一决定，我们现在看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当特朗普总统任命两名新法官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对“罗伊诉韦德案”的攻击也日益加剧，这两人都表达了反对堕胎的观点。2017年，特朗普总统恢复并扩大了一项名为“全球言论限制规则（Global Gag rule）”的政策。这条规则规定，任何接受美国全球健康基金的海外组织甚至不能将堕胎作为其咨询或教育项目的一部分，即使这些特定项目的资金并非来自美国。即使认为怀孕会对女性的健康造成威胁，也不能告诉她堕胎是一种选择，不能让她去找安全堕胎的提供者。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一政策使人们难以获得广泛的服务，包括避孕服务、艾滋病毒/艾滋病检测和治疗、宫颈癌筛查以及对基于性别暴力幸存者的支持。
第二，在美国很多人已很难堕胎。
以阿拉巴马州为例。2022年5月，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了一项严厉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将被处以终身监禁。禁止堕胎让提供堕胎服务的人和孕妇陷入了阴影之中。但实际上，对阿拉巴马州的许多人来说，堕胎已经不可能。古特匹彻研究所发现，2014年，阿拉巴马州93%的县没有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这意味着阿拉巴马州的许多人必须到其他州去堕胎。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无法负担终止妊娠的费用。这是因为阿拉巴马州和其他许多州一样，没有将堕胎列入低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医疗补助（政府援助的健康保险）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清单。目前，美国所有州都必须为强奸、乱伦或威胁生命的情况下的堕胎提供公共资金，但在许多地方，如果更严厉的新法律生效，这些豁免将变得无关紧要。健康和福利委员会正在讨论两项新的堕胎法….其中一项将进一步限制堕胎药的使用。这项立法将影响邮购和在家服用堕胎药。这将使堕胎药更难获得，也意味着服用堕胎药时，医生必须在场。
第三，在美国堕胎诊所远远不够。
美国有6个州只有一家诊所提供堕胎服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堕胎诊所只有一家，这座城市有近100万人口。这是全州仅存的3家诊所之一。但这里还经常有反堕胎的基督教徒定期来祈祷，并试图与前来堕胎的女性交谈，劝退她们堕胎的想法。美国27个主要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符合堕胎沙漠的标准，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住在离堕胎提供者100英里以上的地方。反堕胎活动人士迫使基本服务消失的一种方式，是对堕胎提供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即所谓的“陷阱法”。“陷阱法”是一种不必要的许可要求，这可能会使堕胎服务提供商难以保持开放。例如，州当局可能会规定医生实施堕胎手术的大楼内走廊的宽度、停车位的大小或距离学校的距离。这些要求与患者安全无关。相反，它们被用作对堕胎服务施加巨大压力的一种方式，以至于它们被迫关闭。
第四，一些州已经有效地禁止了所有的堕胎。
阿拉巴马州的新法律禁止包括从“已知女性怀孕”开始的所有堕胎——无一例外。这是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法律。乔治亚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这5个州已经通过法案，禁止在怀孕六周后堕胎——在许多人意识到自己怀孕之前。据古特马赫研究所称，仅在2019年1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就颁布了42项堕胎限制。这包括禁止某些常见程序，以及需要堕胎的青少年需要父母同意等措施，对于没有合适监护人签字的未成年人而言，这无疑会拖延她们堕胎的时间，进而增加风险性，毋庸置疑，这些新法律会造成更多的安全隐患。
四、美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势力缘何在堕胎问题上败北
美国最高法院之所以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首先依赖于共和党和激进的保守派，他们专注的活动是通过联邦主义者协会和其他意识形态组织，将原教旨主义的唯一合法方式用于解释宪法。他们用这一理论培养了几代年轻的保守律师，然后尽其所能地让他们被任命为联邦法官，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
米奇·麦康奈尔曾说过一句名言：改变法律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法官。他和他的联邦主义者协会盟友在这方面的努力非常成功。因此，签署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3名法官（戈萨奇、卡瓦诺和巴雷特）就是麦康奈尔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达成协议的产物，该协议将司法提名人的选择交给联邦主义者协会。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在专注于培养司法体系方面，一直非常随意，近乎疏忽。于此相反，没有什么比共和党的运动更能将核心的原教旨主义者置于法庭之上。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民主党和自由派需要发展和阐明更好的宪法解释理论，同时培训和促进聪明的法学学生，让他们学习这些理论，然后在被任命为法院法官时应用这些理论。但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为了对抗共和党在司法系统中塞满了原教旨主义者，民主党和自由派可能需要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和/或施加任期限制。与此同时，美国人目前被最高法院困住了，它除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外，还可能剥夺更多美国人的基本宪法自由。
五、结论
美国在政治化的道德问题上正变得越来越分裂。堕胎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宗教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杰出人物、弗吉尼亚大学宗教、文化和社会理论拉布罗斯-莱文森特聘教授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试图煽动关于堕胎的公众舆论，削弱他们的对手，而不是参与真正的辩论。这使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空心化’，并使暴力成为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他人的一种手段。”同时，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给予各州更多的自由来限制堕胎或禁止堕胎，几乎一半的州可能会颁布尽可能严格的新法律，或寻求执行现行的、违反宪法的禁止堕胎的法律。
然后，各州将被分为堕胎沙漠和堕胎天堂。即在一些州，获得堕胎护理是非法的，而在其他一些州，堕胎护理将继续为孕妇提供服务。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堕胎沙漠中，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和中西部，那些需要堕胎的女性将被迫前往各受法律保护的地方接受堕胎服务，这将导致许多人由于各种经济和后勤原因根本无法堕胎。2021年，美国各州实施了创纪录数量的堕胎限制。在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在内的少数几个州，堕胎诊所被关闭，堕胎通道正在被拆除。一项研究估计，美国每年有4000多名女性因为堕胎限制而被拒绝堕胎，而意外怀孕还在继续。
客观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堕胎都是一项基本的医疗服务。无论居住在哪里，无论贫穷与富有，作为公民都应获得不受障碍或政治干预的平等医疗保健。与此同时，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和堕胎权利的倡导者正在加倍努力，争取让每个人都有自由生育和选择堕胎的权力，即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不是依靠情感和宗教来决定政策。
然而，就现实看，目前美国有近四分之一的女性会在45岁前存在堕胎可能。就民意看，约80%的美国人希望堕胎合法，大多数人也都支持“罗伊诉韦德案”。这样，最高法院的新裁决必将导致强大的民意反弹，并引发社会动乱，甚至暴力事件的发生，进而造成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