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杰：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反思及其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作者：吕杰  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2020年7月14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召开。在“两校政治学科高端对话”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以及两院的其他几位教授，围绕“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世界政治学研究议程”“世界政治研究的变迁”和“美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及其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启示”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吕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谢谢复旦诸位老师的邀请，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交流。熊老师刚才说过，我是2019年8月从美国回人大工作，之前在美国教了10年书。今天能够跟大家交流一些学科建设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议程。之所以做这件事情，跟上一位老师一样，也是杨光斌老师交代了命题作文，希望我从美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历程和实践来看，能不能对我们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一些启示。这给我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一直做比较具体的实证研究，对于学科建设以前没怎么关注过。接到这个命题作文之后，我回去翻了研究生读书期间的一些文献资料，然后也看了一些美国政治学的历史介绍。我发现，在学科历史的梳理上，美国现在有一个专门的专业叫“美国政治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工作。几位政治学大家，包括大家比较熟的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都曾在顶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对于政治学学科历史溯源的综述性论文。在过去10年里，美国政治学本身的学科建设也有一些新的调整。我就把上述能找到的信息，并结合我前10年在美国教学的一些经历，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

前几位老师都是站得比较高，看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学科发展问题，包括历史政治学转型问题、议程设置问题、概念创新问题，以及新的公共行政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我对于战略的把握比较差，没有战略头脑，我就谈一些战术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学科建设，它本身有没有一些制度性的或者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建设，能让我们始终保持一种持续的对学科本身的反思、总结和回顾。以及，能不能比较有效地借鉴美国政治学发展的经验，对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做一些基础工作积累，从而让整个学术建设和学科发展有比较厚实的基础。因为现在中国做政治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国外就不用说了，现在在美国读政治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的人才要回流，那就存在一个我们的学科建设在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学的主流的学术背景下，怎么去实现突破的问题。怎么在讲好我们故事的同时，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和他们理论上能够接受的方式，跟我们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和融合。这是我在接到杨老师的命题作文之后主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我在准备的时候主要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简要地介绍美国政治学科的建设，它的演化历史，它现有的学科体系，然后是一些美国政治学本身自我反思的制度性建设，和他们在学术共同体上的相应安排，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对于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启示。

我相信大家对美国政治学科建设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一般它都设在文理学院、公共事务学院或者外交学院。名字上差异比较大，绝大部分叫“Political Science”，也有传统的叫“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还有一部分叫“Department of Politics”。美国政治学科下面的子学科，大家都比较熟的，最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就是做规范性研究的。另外四个大的领域实际上就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以及过去20年凸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在主流学科里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系建立的专业，就是政治学方法论。这个专业现在已经有专门的期刊、平台和学术委员会做相关研究的推广工作，该领域顶级的期刊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的《政治分析》(Political of Analysis)。我在美利坚大学的前同事杰夫·吉尔(Jeff Gill)是它的现任主编，这个期刊就是专门推动政治学方法论的相关研究的。现在美国的博士生已经可以以政治学方法论作为一个主流专业去找工作了，有大量的政治学方法论专业的学生。实际上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好，因为在过去几届的美国政治学会方法学分会的最佳论文评选里，有两个奖都是我国学者拿的，第一个是庞珣老师，她现在在清华大学工作;第二个是徐轶青老师，他现在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转到斯坦福大学工作，这都是中国学者里在方法论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主流方法论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除了以前的美国学者之外，还有不少的日本学者。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其实可以有很多。

就政治学本身的方法学特点而言，实际上不管60年前的还是现在的学者，对政治学学科的梳理都提到，它本身的方法学核心是基于证据进行的推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的政治学，还是现在的政治学，或隐或显都体现出来，基于证据，然后去推演，去做描述，这么一个方法学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方法学特征不只是我们现在一谈方法就说的数学，其实涉及归纳、演绎、定性、定量，所有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很关键的方法特点。

我们稍微简单地回顾一下，如果说看政治学学科研究的历史的时候，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这两段时期大家能够看到的所有这些文献，都特别关注理论和假设的提炼。因为它们本身在方法上的局限，对数据并没有那么明确的重视，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假设的提炼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所有这些人实际上做的最大的贡献都是在理论和假设的提炼上。并不是他们不在乎经验世界，所有的这些理论和假设，恰恰就基于他们对经验世界的观察，然后他们提出相应的理论和假设，包括我们现在很熟的政体类型学的区分。亚里士多德对政体做的类型学划分最开始都是基于经验现象。

到文艺复兴时期，逻辑分析的严谨和理性就比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水平高了一截。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从社会或心理假说出发去推演他们的理论和假说，比如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洛克这些人，他们演绎理论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社会和心理学假说。那个时候大家擅长的工作依然是从这个经验现象或假设出发去演绎自己的理论和假设，但对于系统经验的收集，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明确地重视。

在19世纪的时候，对于历史归纳法的应用已经开始普及。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全球化，对于世界不同地域的信息的采集，让人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去做基于经验的推断。现在我们谈历史政治学，谈历史社会学，实际上在19世纪的时候，比较历史分析就已经成为专家们或者是政治学者们去分析经验现象的一个很关键的方法学的路径。像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人，他们在推演他们的理论和验证他们假说的时候，实际上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用得特别多。

20世纪早期，实际上整个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就从欧洲逐步慢慢挪到了北美。20世纪早期对于整个政治学推动特别大的就是所谓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当时在梅里亚姆、戈斯内尔、拉斯韦尔这些大的学者引领下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现在去回头看他们写的书，就会发现，现在政治学者所推崇的所谓最新的方法，他们都在用，他们用社会调查，他们用实验，他们有对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沟通。芝加哥学派为后续行为革命的整个演绎打下了基础，因为芝加哥学派的很多成员在向各个学院流散和扩散的过程中，对推动后续的行为革命实际上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这个时候政治学的推动和进展有一个关键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当时北美、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化，包括像美国那时所谓的“政治机器”，包括那时的进步运动，对于他们认识经验现象发挥了非常大的推进作用。

后来的历史就是我们大家都特别熟的。20世纪中期的行为革命，密歇根学派的崛起，尤其是这个时候经济学和心理学对于政治学主流理论的入侵，然后微观证据，包括对微观逻辑的强调，都对后期包括我们现在政治学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候对于理论的一个重要影响，跟之前的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在行为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对于理论的普适性特别强调，强调所谓的可通约的理论(generalizable theory)，就是可以运用到不同环境下的理论，跟之前杨光斌老师和苏长和老师谈到美国政治学本身的霸权，包括它在国家过程中起到的显著作用明显相关。

20世纪后期以来，实际上政治学的发展就进入了非常有意思的反思和调整阶段，美国尤其是在政治学方法论讨论里，有大量对社会科学科学本质的辩论。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它跟自然科学有什么样的不同?在科学哲学上有没有不同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套哲学理论，能够引导科学的研究?这个时候相对于行为革命的一个反动是说，行为革命特别强调微观证据和逻辑的建立、检测，20世纪以后，实际上很多宏观因素被重新引入政治学的研究并加以理论化，比如制度、结构、文化，包括比较历史分析，都强调了宏观对微观的补充，包括杨光斌老师提到的世界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实际上很多着眼于宏观和微观逻辑的互动上。

我后面要谈到的一点是，政治学研究一个关键的概念是现在没有真正厘清的“尺度”问题。在不同的尺度场景下，实际上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理论和逻辑，包括它的动力机制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往往认为从一个微观机制很容易聚合成一个宏观机制，这是行为革命所希望的理想状态，即如果我们把微观的都搞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实际上在聚合过程中，尺度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化学变化。

在20世纪以后，尤其是在过去15年发展特别快、强调特别多的就是对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强调。从传统的经验上的相关到因果，实际上是跟经济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的。经济学发展强调因果推断，所以很多方法培训班讨论怎么去做识别，怎么应用各种包括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等在内的研究设计，怎么去在经验研究中建立因果联系。对于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强调，实际上成为我们反思相关关系分析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学动力。

接着往下，就美国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实际上跟它国家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当然美国主流的学科理论就是政治学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强调了一些核心的概念，比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在20世纪中期以后，实际上学科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规范性研究对于经验性研究的发现和进展采取了非常宽容和吸纳的态度，不是经验研究就做经验研究、规范研究就做规范研究。规范研究的学者对于经验研究的很多发现进行了借鉴。很多理论学者，比如罗尔斯、诺齐克、达尔、费希金等，他们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做了非常大的吸收工作。

另一个受到美国政治本身发展深刻影响的主流学科是美国政治，主流政治学系里，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政治学家在干这个工作，这也是美国政治本身发展的需要。比如，进步运动时期所谓的“扒粪运动”的影响。这个时候把以前的法条主义研究推向了现实主义研究，包括压力集团、游说、政治过程、政党、总统、议会。这对于美国人去理解美国政治本身的逻辑实际上有非常大的推动力。所以现在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往往能看到，最新的理论模型、经验模型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政治这个领域里。相对其他学科而言，这一领域中有最丰富和最多元化的方法学的拓展，包括博弈论、计量模型、计算模型。最详尽的数据库实际上也是美国政治的数据库，宏观的、微观的数据库在美国政治领域都能找到，这是基于对本国政治发展理解的迫切需求。

另外两个我们现在谈的主流学科：一个是国际关系，一个是比较政治，也像杨老师谈的那样，跟美国政治的发展相关。“冷战”实际上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设定了相关的研究主题，现在的主题除了传统议题外也增加了新的议题，比如安全问题和国政经的问题，现在都是国际关系里特别强调的议题。比较政治也同样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家利益的驱动，它对新兴的亚非拉国家的研究需求特别大，现在逐渐从区域研究向比较研究转变。杨老师提出了比较政治向比较治理的转变，比较的视野，对于我们去理解比较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学科体系里的另外一个新兴学科就是政治学方法论，因为我是做定量研究的，所以对它想稍微强调一点。我发现国内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的讨论实际上有一点点误区和偏颇的地方。政治学方法论是行为革命的重要遗产，现在强调的传统的那些方法，比如调查、抽样、计量分析，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包括之前谈到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其实创新性地应用了很多这种新的方法。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学方法论领域里，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强调说定性研究一定跟定量研究不同，很多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能够让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有一个统合的逻辑和概念。像金、基欧汉和维巴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国内已经由陈硕老师翻译出版了。从这本书可以看出，金、基欧汉和维巴是如何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框架，从而把不同的研究逻辑糅合在一起的。

还有“因果推断”，这个是现在特别新的或者特别时髦的，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做的事情。核心原因并不在于这个东西很难，而在于如果我们要从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向政策领域或者是制度领域去做推演的时候，前提一定是因果，单纯的相关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大量的人在做关于因果推论的问题，当然新兴数据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也非常重要，我们已经从以前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向现在的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去发展。不管是以前单纯的数字，还是现在的文本、音频、视频，都是我们将来政治学研究要研究的经验对象。包括现在一些新兴的统计学概念的引入，像贝叶斯统计、统计生物学、统计心理学以及计算科学，引入我们的政治学领域，推动了政治学方法论这个小领域的发展。

我们回头去看，美国政治学在它的学科建设过程中，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对它本身的学科发展进行反思呢?我认为有两个不同领域的反思，第一个就是对学科视野的批判和反思，这个反思就包括我之前谈到的他们对于科学本质的争论，像斯特劳斯、冈内尔、萨克森豪斯，他们对于政治学究竟有什么样的科学本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包括后来涌现出的像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这一套对于政治学本身研究路径和本质的反思。比较遗憾的是，虽然经过了这些学科视野的批判和反思，但他们对于主流研究的冲击似乎还不够，核心原因在于他们这些反思的解构的力量比较大，但建构的力量比较小，没有提出一个能够被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可和接受的逻辑、框架。但这是对于主流政治学非常重要的反思工作。

第二个就是美国政治学科，它有一套制度化的反思机制。带头的当然是美国政治学会。美国政治学会几乎每年都会安排所谓的专题委员会，去研究政治学院学科建设或领域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回头去看过去10年美国政治学会不同的专题委员会所研究的问题，对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和调整实际上都有指导意义。还有另外两个学术界共同建立的期刊或者是专辑对于学科的反思也有重要作用：一个是美国大概每隔10年要做的一个叫《政治科学：学科的现状》(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Discipline)，编辑得厚厚的这么一本书，请本学科最重要的专家或者是学者，对这个学科里存在的问题，相关领域可能的前景、方向做回顾性的反思。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研究中常用的《政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学科的现状》主要是从学科领域进行反思和调整，《政治学年度评论》主要是从主题文献的角度出发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批评。

在过去10年，美国的政治学科建设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关于学科融合和视野破冰的一个举动：几个主流学校里出现了重新调整学科建设的一种运动。最明显的比如在我的母校杜克(Duke)大学，它现在已经完全把以前的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的分野给打破了。它现在强调的第一个领域就是所谓的规范政治理论和哲学，这个是传统的政治哲学。第二个领域就是所谓的政治行为和身份(political behavior and identities)，这个就涉及态度、行为、心理认知。传统的美国政治里有大量的相关工作，在现在的比较政治里，关于政治行为和身份问题的研究也非常多。所以这实际上是把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相关的内容给融合在一起了。但这个小的领域，关于政治行为和身份研究的领域，实际上是行为革命的一个重大遗产，特别强调对微观的机制和逻辑的反思。

第三个重大的领域就是现在强调的所谓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主要强调制度的缘起、实践和影响。同样的，政治制度本身在以前的国际关系、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里都有大量的研究。这个时候把针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文献糅合在一起、学者联系在一起，打破传统的小学科之间的界限，让大家针对政治制度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践机制、缘起、背景问题、前瞻性的问题进行讨论。第四个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以前在美国被分成两个领域，一个叫国政经(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另外一个叫比政经(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实际上都是研究政治跟经济之间的互动。现在是力图把国政经和比政经的壁垒给打破，都研究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第五个领域现在特别时兴，同样是政治学的一个宏观、主流的问题，叫政治暴力、安全和和平(political violence， security and peace)，实际上是对在政治暴力视野下的政治实践和运作的理论化的解释。这同样是把以前美国政治、比较政治里关于政治暴力的相关文献融合在一起，去进行研究。第六个领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的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了，涉及定性、定量演绎归纳计量模型，计算模型，比如说利用大数据进行的研究。

从这个学科调整里，我们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以前的关于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国际关系的这种视野的研究，对于现在的美国政治学者来说，局限性、束缚性太大。因为现在的研究实际上是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就是它关注的是一个关键变量，这个变量可能是在美国政治、比较政治甚至国际关系里都同时会出现的，比如我们都谈到政治经济学，都谈到政治制度。但也有可能是在所有的场景和场域下都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变量，比如我们谈到的政治暴力。如果要去研究这些东西，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比如就在美国政治里研究总统制、研究国会、研究最高法院，这个时候对文献和理论的丰富性，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束缚。所以他们现在力图重新以变量为中心，以政治学中最核心的几个变量和议题为中心来重新建构整个政治学下面的学科分野，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借鉴和考虑的一个方向。因为现在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来说，实际上涉及的议题在研究拉美或者研究其他国家时也都会出现。国政经和比政经之间内在的关系就不用再详细说了，从它们谈两层博弈(two-level games)开始一直到现在，任何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把国际和国内截然分开的。还有像政治暴力的问题，这是政治学研究里永恒的主题。不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机构对于暴力的行使。

简要回顾了美国的整个学科演进和发展过程之后，重新看中国政治学，有几个启发对我来说特别大。第一个就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因为美国政治本身的发展，对于整个美国政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就像杨老师谈到的，是谁有这个能力去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的问题。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的是国力强盛的国家。中国现在慢慢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我们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我们的切入点，我们的议题，我们的变量，应该跟我们的政治实践和外交实践密切相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原来的小的学科分野，从变量出发去整合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一套可行的思路。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科建设来说，不再区分以前的所谓“比较制度”或者“中国政治”，就是哪个变量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怎么样去做理论建构，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

第二个就涉及一个比较的视野，比较的视野永远存在。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是空间的比较，一个是时间的比较，但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空间的比较，很多情况下往往并不一定要借鉴跨国的比较，对于中国来说最丰富的一个资源恰恰是国家层次以下的这种比较。包括刚才谈到的行政的实践，包括治理的实践，实际上中国的省、市、县本身的差异非常大，这个差异往往不是一个指标或者一个变量能够解释清楚的。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次国家层次的变迁，实际上对于我们研究的很多关键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大家都熟悉的所谓锦标赛体制，谈到官员升迁，现在都是次国家层次的分析，省的做完了做市的，市的做完了做县的。实际上，我们的治理议题有很多是可以从这个空间角度去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历史上有丰富的跨时间维度的比较，这就是杨光斌老师他们谈到的历史政治学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对于我来说刺激比较大的就是，在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中，不管是中国政治学会也好，还是像“人大—复旦”论坛的这种政治学共同体也好，可以做很多类似的工作。比如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每五年有我们自己的《政治科学：学科的现状》，考察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大的议题，我们有哪些方法论上的反思，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另外，我们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年度政治学评论》?我们的文献整合和文献综述的工作，谁来做?这是对大家都非常有利的事情。对于学者来说写一篇评论文章可能不值钱，但对于学科建设来说，这个工作实际上非常重要，对于提炼和整合现在的这种相对碎片化的知识和研究来说，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个就是在基础工作上，像中国政治学会或者是我们的合作体、联合体，实际上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比如像基础性数据的采集。现在政府有很多经费支持大量的调研。在美国，学者们也做大量的调研，但他们一定有一个引领性的调研项目，比如像美国的国家选举研究(the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我们不一定做中国选举研究，这个议题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做中国国家治理研究(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tudy)这种引领性项目，可以把不同的领域、学科或者资源整合在一起，做一个标杆性的研究项目。在凸显中国政治学治理的议题和治理的内涵时，这种基础性数据的采集，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学研究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相关的数据采集还分散在各个学校，每个人的研究议题有差异。要实现对于学科主流议题的彰显和引领性的工作，确实需要这样做。美国的国家选举研究现在并不是哪一个学院或者哪一个教授的项目，它是一个国家性的项目，每年会有专门的委员会去安排新的议题，去进行追踪性的研究，这对我们的学科建设来说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五个是在人才培养和培训上，中国政治学会或者是我们人大—复旦共同体，其实可以出一些指导性的纲领。比如暑假一到，各个学校办自己的培训班，很多议题都是重复的，议题的设定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工作是能够有效地整合到我们对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培训过程当中去。比如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学会指导性意见，类似核心性的培养方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不能只懂定量研究，或只懂定性研究，都得懂，要能跟不同研究取向的人进行交流。学生也不能只学实证方法，也得学政治学理论，研究中肯定是有一些大的概念和议题需要辨析的。所有这些对于学科建设来说都非常重要。

第六个就是如何让中国政治学跟西方主流的研究进行对话，而且能够做有效的理论贡献。我觉得有两点可能是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强调，但实际上很多人在做工作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边界条件。现在所有的主流理论在研究的时候，都想创造所谓的普适性理论。但实际上应用到现实的时候，往往会发现碰到某个具体情境它就不管用了。不管用并不是说明这个理论就完全错了，而是说这个理论在从经验现象进行聚合或进行归演的时候，有一些变量对它来说可能是背景性变量，对它来说是常量;但是它碰到新的环境的时候，这些变量就变成了边界变量，而边界变量往往是关键的理论增长点。实际上我们去跟现有的主流理论对话的时候，对于边界变量的重视程度不够，而这其实是中国政治学能够发声的一个关键。比如说，我们发现所谓的普适性理论不适用，关键原因是它以前的某个变量对它来说是常量，但是到了中国这个变量是变量。我们基于边界条件的变量去进行理论对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容易介入和让对方接受的点。

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简要谈到，但想比较详细说的问题，也就是尺度的问题。在政治学研究里，不管是美国政治还是比较政治，它谈到的尺度往往要不就是个人，要不就是民族国家，对于其中的差异性并没有特别地强调。比如中国和新加坡，一做比较政治研究，跨区域面板数据分析，这两个国家就被视为是统一尺度的，显然就有问题。尺度问题有两个意涵，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像治理上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治理中国和治理新加坡，本身的挑战上，对于各种各样资源的分配、人员的分配、制度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另外一个尺度上的核心概念是，当从小尺度的事情向大尺度的事情迈进的时候，理论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以前在清华大学是学工科的，物理学上是非常明显的，在微观世界里一定是量子力学;到了宏观世界一定是牛顿力学适用;到天体力学的时候跟牛顿力学比较接近。虽然是从微观向宏观这么一步步来的，但是它内在的理论逻辑和它适用的理论实际上是不同的。我读文章经常看到一些学者在谈论中国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会引用像量子纠缠、混沌这些概念现象。当然，像温特还在国际关系领域搞量子社会科学理论，这个学术贡献有多少我们可以去评论。但学者们如果不有效地注意研究对象的尺度，哪一种理论的适用性更高，哪一种理论的适用性更低，实际上是说不清楚的。中国本身提供了一个非常大尺度的这么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如何把中国的尺度包含到我们的理论研究过程当中去，去研究这个理论的适用性，然后对理论在不同尺度上分层的适用性进行考虑，我觉得也是将来我们中国政治学对于主流的政治学做出贡献的一个可能的生长点。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三辑

来源时间：2020/12/29   发布时间：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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