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兰普顿：文革对美国的启示；拒给中国学生签证后果
【编者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许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关中国问题的知识会用来解释目前的美国社会，但这就是多位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做的事情。这其中包括最著名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他近日频繁接受包括NPR等美国媒体的采访，分享自己对中国文革方面的知识，希望美国社会能够避免重蹈覆辙。本次采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兰普顿教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但每个问题都是一篇精辟的小论文。这三个问题涉及中国文革与美国当今社会的相似和差异；他的新书《经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最重要的观点；以及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两个新举措。阅读中美印象对兰普顿教授新书的专访，请点击。】
中美印象：一些美国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将目前特朗普执政的政治氛围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面进行比较。您认为这种比较有其合理性吗？如果有，二者之间的主要相似点和差异是什么？
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大约六十年前的1966年8月，时年73岁的毛主席发动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战争，开启了一个长达十年的运动，即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倒退，给数百万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破坏了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关系。邓小平此后用毕生精力才将国家引向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我正好在中国，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欢腾。
如今，近六十年后的美国，唐纳德·特朗普试图迅速巩固权力，彻底改变美国既有的制度体系及其长期奉行的国内外行为准则和价值观，我彷佛从中听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令人不安的回声。如果这些趋势在美国发展到极端，将给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
与毛一样，特朗普的动机来源于他对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不满。官僚机构的核心特征在于标准化程序、发挥技术官僚的影响、审慎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对某一领导人所具有的批判性服从而非盲从。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感到自己被官僚体系和制度所束缚，因此他誓言在2025年重返权力中心后彻底清除“深层政府”。同样，毛对刘少奇心怀不满，后者在1960年代成为毛主席眼中的官僚“眼中钉”，因为他对毛的一些不明智举措设置了障碍。毛和特朗普都试图摧毁官僚体系，以扩大他们个人意志的施展空间。
与毛泽东一样，特朗普也对极端形式的“自力更生”怀有一种怀旧情结，渴望摆脱现代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束缚。
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毛和特朗普都对那些在他们漫长人生中冒犯过他们的人怀有私人怨恨——报复和复仇是两人重要的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和唐纳德·特朗普在与父亲的关系上都曾遭受心理创伤，心中积累了长期的不满和怨恨。
在手段和过程方面，毛的威权主义操作与特朗普的策略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包括：利用非常规媒体（在毛时代是大字报，今天则是由特朗普及其铁杆支持者掌控的社交媒体）绕过更为制度化的主流媒体，直接动员支持者；以攻击高等教育和卫生机构作为开端；贬低专业知识的价值，攻击科学；在毛时代，中国共产党派工作组进驻各个机构以夺取领导权，而当今美国则有政府绩效部（DOGE）“实施小组”接管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两者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公开批判（胁迫）特定个人，曝光其行踪，并通过让其成为民众骚扰目标的恐惧进行恐吓；此外，毛和特朗普都刻意培养个人崇拜，赋予自己一种超自然使命的色彩。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和特朗普都调动动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以此攻击他们的对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被恐吓，他们的工作被污蔑为精英阶层的产物，认为这些人自私自利、对普通民众嗤之以鼻——就像特朗普所说的“可悲之人”（deplorables）。在这一点上，其手法不愧是“杀鸡儆猴”。
其中的教训是什么呢？专制、胁迫、个人崇拜以及缺乏正当程序，都是危险的事物。这些现象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扎根并蔓延。
当然，若要进行客观的评估，必须承认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与今天的美国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包括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法律与司法体系以及权力制衡制度。尽管这些制度目前受到攻击，但作为法律、规范和制度的防线仍具有相当的韧性。此外，美国人还有一些根植于内心的传统——对自由的渴望、根深蒂固的的个人主义理念以及对一种基本的公平的追求。然而，尽管如此，我的国家现在正深陷于一场社会斗争之中。
中美印象： 您的新著《经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对目前美国社会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美国精英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天真地出卖了美国利益。您认为这种批评中最被误解的方面是什么？您在书中是如何反驳这种观点的？
兰普顿: 这本书，我希望可以被公平地描述为一种具有历史根基、分析性且带有个人视角的回顾，涵盖了我大约六十年来亲历的美中关系。我的职业生涯让我有机会从全球、国家、地方、个人和多边层面观察美中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具人性化，而这一点在当前尤为缺乏。
美中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由尼克松—毛泽东和卡特—邓小平推动起步，随后成为一个不断滚下中美两国社会山坡、越滚越大的“雪球”。这个雪球在向下滚动的过程中，吸引了各个层面的支持群体，迅速积聚了规模和速度。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加速，是因为两国社会中有着重要共同利益的群体——在双方社会中都存在强有力的联盟，这个联盟支持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并主张两国需日益加强合作。
然而，随着这个互相交织的雪球在大约四十年间不断变大，它也给两国社会中的一些群体带来了伤害。相应地，这些自认受到损害的群体开始推动本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或对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交往并非一项精心设计的计划或战略，而是一种社会间的互动，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群体利益和权力格局。
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寻找方法，增加双边互动给两国社会不同群体带来的利益，减少其造成的损害，从而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创造必要的环境。
其次，当两国试图解决美中关系中先前造成的伤害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交往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性收益。这些收益包括医学和营养学方面的进步、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长，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撤出越南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未爆发直接热战。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交往带来的历史性成就，未来就难以有足够动力去争取更好的双边关系。
最后，这本书呼吁美中两国领导层坦诚面对当前日益加剧的安全领域的螺旋式下滑，这种危险局面可能使双方陷入一场致命的对抗。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严重误解，各自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并且都认为自身核心利益受到对方行为的威胁。无论你是否称其为“冷战”，这种局势都是危险的，而且风险正在不断加剧。
中美印象： 目前在美国针对中国学生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即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向六所美国大学的校长发出信件，要求提供有关中国学生的信息；此外，国会有议员提出禁止向中国学生发放学生签证的法案。您对这些行为有多担忧？
兰普顿: 我对此非常担忧，真的非常担忧。
但在阐述我担忧的各个方面之前，我有必要先提出一个相关且相互对等的考量。美国人向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愿意接纳外国学生。目前，大约有27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尽管习近平主席曾邀请更多美国学生以短期形式去中国学习，但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学生仅有一千余人，且所涉领域和地域都十分有限。在此背景下，美国人对自身开放程度提出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国学生在美国通常可以自由地接触图书馆、数据库、访谈机会和实习岗位，而美国学生在中国则根本无法享有类似的访问权限。我们需要的是相互适应和彼此开放，这一点无需多言。
回到你提出的具体问题，尽管关于过去和当前间谍活动以及技术泄密的抱怨不断，但多年来，美中两国的学生交流总体而言取得了显著成功，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通过学生在彼此校园中的交流，两国在社会了解、语言学习、科研与发明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限制中国学生的入学，我们将失去培养和利用杰出人才的机会，而这些人才不仅造福于美国，也造福于全世界。此外，对中国学生和学者设置障碍，将使我们滑向种族歧视的危险道路，而种族歧视这种丑陋的现象时不时都会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冒头。目前，尽管被拘留和强制遣返的外国学生人数仍然较少，但这一现象已经产生寒蝉效应，并且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学生群体。
最后，考虑到教育行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打压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学生将加剧特朗普政府的鲁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损害，而该政策已对我们的航空工业、大豆出口以及不断变长的其他商品清单造成了负面影响。市场波动正与日俱增，华盛顿的每一项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都会引发报复，而且这种报复不仅来自中国。简而言之，正如你所提到的这些行动，既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违背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