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名晖：「大国协调」正在拆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一、 现实主义视角：大国协调的复苏
过去三十年来，国际社会普遍相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持续巩固。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浪潮、民主制度与国际机构的多边治理，被视为冷战结束后的稳定基石。然而，自2010年代起，地缘政治竞争再度升温，中国与俄罗斯等新兴或复兴大国在军事与经济层面迅速扩张影响力；同时，美国因内部政治分歧与全球反恐战略的消耗，其「自由世界领袖」角色出现疲态。在此背景下，各大国开始以更务实、更交易导向的方式寻求跳过其他行为者进行协商，重现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曾经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模式。

现实主义学派主张，国家行为终将回到「权力与安全」的核心动机，尤其当国际体系逐渐走向多极化，原先以规范与国际机构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秩序，往往沦为权力竞逐的舞台。曾在冷战后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霸权论」（liberal hegemony）也面临冲击：美国不再能轻易定义国际议程，更多时候则必须与中俄等大国进行「交易式协商」（transactional diplomacy）。因此，我们正见证着一场从「制度与普世价值」回归到「权力与互利交换」的转变，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让国际秩序面临退化，逐步侵蚀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

二、 历史借镜：欧洲协调如何封锁小国声音
19世纪的欧洲协调是典型的大国协调范例：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法、奥、俄、普鲁士等列强透过频繁的外交会议与临时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管理欧陆秩序。最重要的是，许多中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甚至沦为列强「协商式瓜分」的标的，一如今日正在乌克兰所发生的现况。自由主义批评此种协调体系缺乏规范正当性与普世价值考量，然而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它在当时却有效避免了欧洲大规模战争的再次爆发，至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前维持了约六十年的和平。

这种「列强主导、忽视小国」的模式也为当代现实提供了警示。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致力于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多边机制，期望给予小国更平等的发声机会与利益保障。然而，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范与制度纽带逐渐松动，甚至吝惜于公共财的使用时，大国协调的变项就会增强；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显示，一旦列强选择跳过中小国，则「国际秩序」的走向便几乎掌握在少数强权手上，神圣同盟迅速扑灭日耳曼和西班牙的民主浪潮，也使得日耳曼统一的进程选择没有奥地利参与的方案。

三、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规范与多边机制
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大致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强调人权、民主与法治的普世规范；第二，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所维系的多边经济治理；第三，强国对集体安全的承诺，如联合国安理会与各种地区安全架构。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其盟国透过扩大北约、推进欧盟整合、鼓励新兴市场国家融入自由贸易体系，试图打造一个「没有竞争者」的全球秩序。

然而，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整合军事力量，以及中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崛起，对原本的制度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规范虽仍存在，但在实务操作中却屡遭质疑；例如，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美国对他国施行制裁，都显示强权依旧倾向将军事与经济施压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相互否决陷入僵局，WTO也因贸易冲突与保护主义抬头面临困局。这些现象意味着，原本以规范与多边主义支撑的自由主义秩序，正一步步受到大国交易的现实政治所侵蚀。

四、 川普2.0：美国优先如何冲击自由秩序
川普时期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政策，是直接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转捩点。虽然冷战结束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免强调美国利益，但川普将之上升为外交策略核心：不但批评欧洲盟友「搭便车」、对WTO与北约指责不断，甚至威胁退出各种国际协定。
拜登上任后，虽恢复与欧洲及其他盟友的紧密合作，但对中国、俄罗斯与伊朗等对手，仍在经贸与制裁方面保留川普时期的强硬做法。此举意谓美国逐渐转向「选择性多边主义」：若能彰显自身实益就积极参与，不符利益或缺乏国内支持时则采单边行动或私下协议。虽然可在短期内维系美国主导地位，却间接削弱了原本讲求规范约束的自由主义秩序根基。
在美中相互强硬的恶性循环之下，中国逐渐失去过往享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红利，美国也陷入与盟邦之间对华政策不同调。包括印太地区之间的中小型国家面临对冲或是扈从的选择，退化回十九世纪小国的境遇，只有大国之间赤裸的国家利益，半导体产业发达的第一岛链成为当代版的莱茵兰地区(Rheinland)。

五、 中俄与全球南方：另类大国协调的崛起
伴随美国主导权的相对减弱，中俄正开拓「另类大国协调」的空间。俄罗斯在欧洲与中东利用军事与能源影响力，中国则在全球南方藉「一带一路」倡议渗透基础建设、金融与科技领域。两国虽存在互信不足，但面对美国的制裁与围堵时，时常展现「团结对外」的姿态。
这些互动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冲击：中俄在国际舞台上试图推动「不干涉内政」、「主权高于人权」等替代规范，并透过区域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巩固多边合作基础。随着更多全球南方社群基于安全或经济利益倒向中俄阵营，以西方为主导的普世秩序逐渐被部分侵蚀，导致自由主义规则的威信与效力下降。

六、 多极化与大国交易：自由秩序的松动
多极化的国际权力结构，让大国更易以「议题式交换」处理利益分歧：在气候、能源、区域安全等议题上合作或互让，但遇到核心利益之时又迅速转向对抗或军事恫吓。这样的模式与自由主义秩序强调的「制度化合作」与「集体利益」并不相容。

以俄乌战争为例，美国与欧洲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援与团结，但双方仍保留与俄罗斯进行私下或间接接触的空间，例如能源谈判与粮食出口安排。美国不希望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以免核风险升高，也顾虑到全球能源供给的稳定；俄罗斯则透过「核勒索」和其他高压手段测试欧盟内部的立场差异，不断扩大战略回旋空间。透过大国之间的交易和协调来管理冲突，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原本强调规范和制度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七、 「大国协调」：欧盟被边缘化的隐忧
令人担忧的是，欧盟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虽然积极，但真正掌握战争与和平谈判核心的仍是美俄两大核强权。形同「欧洲协调」再现的局势，与19世纪列强排挤小国的情景形成某种呼应：当时的列强是英、法、奥、俄、普；如今则可能是美、俄、中等核强权直接主导，大量边缘化或弱化欧盟的战略主动性，而今的欧盟如同松散的日耳曼邦联，若无法进一步团结或形成更紧密的政治实体，就会不断的被其他大国干预，无法形成有效的国际议题能力。

法德等主要欧陆国家虽不断呼吁外交化解，但实质的制裁、军援、谈判多半由美国领头。若莫斯科与华盛顿达成某种交换筹码、停火或战后重建的协议，欧盟恐怕只能选择配合，乌克兰本身则更可能变为「被协调」的一方。自由主义者长期提倡的「欧陆团结」与「价值外交」在此场景下看似有力，实则日益被冷酷的现实交易削弱。

十九世纪的日耳曼直到普法战争后成立德意志帝国，才真正的摆脱法国和奥地利的干预，成为一个足以与其他强权鼎足的政治实体，今日的欧洲面临的正式相同的问题，义大利等国已率先抛出组织统一欧洲武装力量的议题，但是距离成为一个能与美俄鼎立的「欧罗巴国」仍有相当长的距离。

八、 大国协调下的中小国命运：背离自由秩序的危机
在这波大国协调浪潮中，中小国的命运更显不稳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提供「制度庇护」与「规范保障」，而当大国回归权力平衡逻辑、小国的需求与意见便容易被忽视或牺牲。乌克兰在欧陆中原本试图融入欧盟，但遭俄罗斯视为其势力范围，最终爆发冲突。

这和19世纪欧洲协调时期中小国被列强操弄的情境相似，不同的是当代的普世价值与集体安全的承诺直接被忽略，军事恫吓与势力范围交换的展现让21世纪的国际秩序直接后退百年。此种交易式和平也许能在短期内压制战火，但因欠缺正当性，民族自决与公民共识，将为日后冲突埋下更多风险。

九、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自由秩序解体
「修昔底德陷阱」强调新兴强权崛起与守成霸权冲突的结构性风险，一度被视为美中之间的重要命题。然而，目前更显著的趋势在于「大国协调」正逐步瓦解以规范与制度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秩序。当强权把私下谈判和交易视为最高指导原则，原有的多边机制和价值规范反而变得可有可无，国际秩序面临的是比「修昔底德陷阱」更严峻的问题，一个多极化且无视国际法，紧随着大国意志施展权力的野生世界。

过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指出，制度与规范只能在大国愿意遵守时发挥作用 ，一旦大国判断维持制度框架的成本高于自行协商，便会弃制度而采权力操作。对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挑战。美国与其盟邦致力建立的安全与贸易体系正在动摇，若无法以有效方式回应大国协调的新态势，整个国际秩序或许面临更深层的危机，小国将面临成为菜单的选项，仗势核武与强大传统军事能力的大国则彼此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势力均衡。

十、 美俄跳过欧盟与乌克兰：决定俄乌战争终局？
俄乌战争最终走向，或将成为自由主义秩序能否延续的关键考验。当前美欧对俄罗斯祭出强力制裁并军援乌克兰，但若战事长期胶着，双方都得承担高昂的政治与经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与莫斯科目前选择私下接触，促成一项能兼顾双方最低利益需求的停火或终战协议，却跳过欧盟与乌克兰的核心诉求。

在沙特阿拉伯招开的会谈即将揭示，乌克兰将沦为第一个「被协调」的对象：虽可暂时停止冲突，却难掌握自身未来命运，其他在地缘政治边缘的国家也正在关注其后果。欧盟在此局面下也只能被迫「追认」美国的决定，进一步显示出欧陆战略自主性的软弱。若此结局成真，就不仅仅是俄乌冲突的终止，更象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21世纪面临重大改变：强权交易取代制度化对话，势力范围交换取代普世价值，势将为全球局势留下更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