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严忠：消弭误解迷障 加强美中学术交流的紧迫性
【3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教授、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Yanzhong Huang）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文章对美国缺乏对中国情况的全面了解而可能导致的政策误判表示担忧。我们就这个主题对黄教授进行了专访。】
你在文章忠提到预测中国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困难，这将导致哪些负面后果？
黄严忠：无法准确预测中国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误判。其后果包括：低估中国的技术能力，从而危及美国的竞争优势（例如，DeepSeek 的人工智能突破打破了美国在技术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假设）；对重大政策变化缺乏准备（如中国突然放弃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引发外界措手不及的反应）；以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因误判北京意图而增加冲突风险。这种信息缺口最终削弱了美国在对华战略决策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在美国，“中国”这个词有点让人有谈虎色变的感觉。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在美国往往被负面解读，或者让人避而远之。一些人认为，美国正经历另一个类似麦卡锡主义的时期，这是导致美国人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下降的一个原因。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黄严忠：当前是否存在这样的类比（麦卡锡主义）尚存争议，但确实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即与中国的接触变得不受欢迎，而对华强硬的声音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中国行动计划”已经终止，但它在学术界留下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同时，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连续五年维持在 80% 以上，这种态势导致中国问题学者面临压力，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避免被视为天真或受到（中国的）影响。这种环境直接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发挥以及学界的对华交流。
这种压力对华裔学者尤为沉重，部分原因在于这强化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历史叙事，即亚裔人士被视为有更高的国家安全风险。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华盛顿学者李成在决定前往香港任职时曾感慨，以前被视为优势的华裔身份，如今却成了一种负担。
地缘政治竞争使两国都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您提到中国实施了一些限制措施。您如何说服中国政府放宽这些限制？
黄严忠：要说服中国放宽限制，我会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放宽对美国学者的限制可以释放善意信号，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而这一点历来被两国政府视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力量。这也符合中国官方所倡导的人文交流政策。
此外，学者往往扮演着“非正式大使”的角色，他们的亲身经历可以在两国之间架起桥梁，推动对话，降低其他敏感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直接接触中国社会的学者通常能够形成更为细腻和深入的认知，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中的刻板印象或过度简化的叙述。这可能促使学术研究更全面地展现中国形象，从而间接提升中国的国际声誉。
另外，中国政府一直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表示不满。如果中国放宽自身的限制，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压力，促使美方采取对等措施，例如放松签证政策或调整旅行警告，从而改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学术机构的机会。
美国研究人员因缺乏第一手数据而越来越多地相互引用彼此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这对研究的整体质量有何影响？
黄严忠：研究人员因缺乏第一手数据而相互引用的趋势正在形成一个危险的“回音室”，对中国研究贡献的新增洞见有限。这种循环可能会放大最初的误读，并加深分析上的盲区。对此，有些希望趋利避害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历史话题，转向不太敏感的领域，或进行自我审查（以适应当前情况），但这不仅导致当代中国研究出现重大空白，也削弱了整体分析的质量。
您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学生赴华留学人数大幅下降，这也是其他很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认为这一趋势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有什么影响？
黄严忠：美国学生赴华留学人数的急剧下降（从十年前的15,000人减少到目前约1,100人）将严重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导致专业人才短缺。未来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可能缺乏对中国社会的第一手经验，甚至缺乏基本的语言能力。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局面：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从未踏足中国——这样的结果不符合两国的利益。这种认知缺口将加剧误解、文化脱节和政策误判，并削弱美国在外交、商业和文化层面与中国有效接触的能力。
中美两国都有部分学者希望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然而，两国的政治环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种想法的实施。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和高校如何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有关中国的研究和学术交流？
黄严忠：将获取信息的困难单方面归咎于中国是不准确的，问题同样来自美国国内。美国政府和高校可以通过区分合法的学术研究与真正的安全风险，而不是实施过于广泛的限制，来更好地支持中国研究。这包括恢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设立类似于“苏联访谈计划”（Soviet Interview Project）的新研究项目、开发更好的工具来分析非完整信息、建立受保护的学术交流渠道，并通过外交协议确保合法学术研究的安全性。
在疫情期间，您发表了多篇颇具洞见的文章。如今，疫情已成为过去式，但许多人认为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无论是好是坏。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当您回顾这场疫情时，您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黄严忠：回顾新冠疫情，有几大关键经验教训将深远影响未来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
首先，疫情凸显了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拥有强大医疗体系、能够迅速扩大医疗能力的国家在这场疫情中表现相对较好。另外，早期检测和透明的信息共享至关重要，这表明稳固的基础卫生系统对于有效监测、快速响应以及在危机中维持医疗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其次，疫情暴露了全球健康治理的重大缺陷。不均衡的国际应对表明，加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以实现统一高效的应对措施。疫苗和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进一步突出了全球健康领域的差距，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严重阻碍了抗疫进程。政治分歧影响了对关键数据的共享、资源的分配以及国际合作。未来的疫情防范需要建立机制，以促进跨地缘政治壁垒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
最后，疫情揭示了虚假信息对公共卫生措施的破坏性影响。未来，应对健康信息误导、提高网络信息甄别能力以及加强可信信息渠道的建设将成为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