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玛俐：美新任国务卿的多极世界

上周四，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几十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但由于特朗普总统自就职以来所做的一系列变动，这一变化基本上未受到关注。

自二战结束以来，来自两党的主流美国政治人物一直坚信美国是世界的经济、军事和道德领袖，应该保持这种地位。然而，在最近接受梅根·凯利（Megyn Kelly）采访时，新任国务卿几乎没有大张旗鼓地宣称，多极化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标准，而且是首选。此外，他提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以美国和中国为两大主要参与者的多极世界。这是美国外交政策范式的语言和语气上的惊人变化，颠覆了长达数十年的两党共识。(点击这里查阅这一采访的全文。）

这也与过去五年来将与中国的竞争描述为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声称，多极化“不是对我们原则的放弃……[但是]外交政策始终要求我们为国家利益而工作，有时需要与我们不会邀请共进晚餐的人或我们不一定希望被领导的人合作。”

这并非他的反常或口误。在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基于具体共同利益而非模糊口号或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方法。（英文原文为：This is 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concrete shared interests, not vague platitudes or utopian ideologies. It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approach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taking to all its international dealings. We will extend our hand to all nations of goodwill, in the confident expectation that they will recognize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他的言论似乎与中国领导人呼吁在共同利益领域开展互利合作的言论不谋而合。但其设想的多极世界与中国设想的多极世界完全不同：他的多极世界不是一个合作的多极世界，而是“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并非此处（点此查看）概述的“每个国家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及]全球治理下的合作”。

对新国务卿来说，多极化意味着“中国将为中国的最佳利益而行事…而美国需要为美国的最佳利益而行动”，这是在推卸美国先前自我承担的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责任。它还质疑多极世界会对中国有利—相反，它的立足点是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武器”。卢比奥认为，在多极世界中，美国最终可以优先考虑其国家利益，而不是专注于维护美国主导的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这种外交政策范式在特朗普的顾问中拥有强大的支持基础。特朗普的政策团队中充满了对华鹰派，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反华的理论家。例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Alex Wong去年写道，美中竞争源于中美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系统性不相容。但是，他没有通过“民主与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视角来呈现这种差异，而是从基于利益的角度将这种不相容性描述为美国无法接受的。

在多极世界中采用基于利益的外交政策并不一定比追求意识形态策略更温和。在接受凯利的同一次采访时，新任国务卿说，“中国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想以牺牲我们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Wong同样预测了我们将面临“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紧张局势、地区不稳定和可能的冲突”。

然而，基于利益的冲突虽然仍具有攻击性，但通常比意识形态冲突更易管理，因为它们根植于切实可行、可谈判的问题，而非抽象、根深蒂固的信念。这可能导致更多的交易外交，即根据具体情况达成协议。因为它们植根于有形的、可协商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交易型外交，即根据具体情况达成协议。

特朗普总统上任还不到两周——他目前的外交政策模式能否长久还不得而知。然而，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从意识形态到基于利益的外交政策的转变，从主导地位转变为反应地位，这将重新定义国际联盟，重塑经济伙伴关系，并改变全球冲突的性质。未来数月和几年将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激进转变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将沦为美国外交史短暂而动荡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