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兰普顿是中美关系中非常权威的美国学者。他最近出版的新书《经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 从近六十年的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中美关系作为两个社会而非仅仅两个国家之间的故事。查看全文
吉米·卡特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主线是，他将中国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度。他相信美国与这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国家接触的最佳方式是培育积极的观点和引导正面的发展趋势，寻找共同点，实施耐心的政策，着眼长远。在与中国实现正式的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卡特匆匆忙忙地推进了一项基于耐心的政策，并呼吁两国展现呈现我们较好的一面。卡特总统最初为其耐心的对华政策付出了政治代价，但在此后的 45 年里，他的智慧为美国、中国、亚洲和世界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查看全文
由于基辛格博士在动荡、残酷的欧洲的成长经历，他对稳定有一种观念上和发自内心的执着，这种执着与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看法一样。中国和基辛格都经历过难以想象的社会崩溃，并认识到过度动乱并不是人权、民主和物质进步的土壤。 查看全文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更像是冷战的早期阶段。我不想把美中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冷战划上等号。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上一场冷战，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几乎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它是360度全方位的。朝鲜半岛问题，越南问题，印度尼西亚、中亚、新疆和西藏问题。文革期间香港也是问题。目前在印度也遇到了问题。如今我们再次看到的是，当我们的双边关系恶化时，几乎所有中国周边地区的冲突程度都会上升。这会使美国卷入，很明显中国也会参与进来。查看全文
那么，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从阐明两个基本原理开始：第一，国际上相对权力的分配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中国。在美国占全球GDP35%时为人们自然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占比低于20%时便难以为继了。这一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绝对福利和绝对力量的下降，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在其他国家崛起的情况下，以美国绝对主导权为前提的机构设置和行为模式需要调整。"适应"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的合理愿望并不是衰弱或绥靖主义的表现，这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美国影响力的维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抵制新兴机构与拒绝承认影响力的再分配，只会不断将美国推向孤立和疲于应对的境地。美国需要的是一场在媒体、政府官员、学者和公众之间广泛而明辨事理的讨论。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