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挑战：一位美国前内阁官员的视角
作者：JONATHAN MIRSK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有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强大动力，”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写道。但美国在“应对其最不了解的挑战，即说服这个面临着巨大国内挑战、承担着沉重历史负担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这个问题上，没有经验。
柯庆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布什政府任职，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尽管不负责政策的制定，但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会作为“后座议员”在场。(我觉得这是个绝好的位置。)他了解中国，与中国学术界过往甚密，但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包括更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反映过老百姓的观点。我并不总是同意他文章中写的东西，但不容置疑的是，他有资格做出自己的判断。他的清晰叙事笔法是有名的，当他以同样清晰的语言声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其影响远大于他国”，并强调说，中国“正被要求在当前做出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往做过的多得多的事情”时，我认为他的观点值得重视。
他的书针对的是困扰中美关系的危机和冲突。他指出了必然会增添困扰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观念。不管是不是发自内心，很多中国人都表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永远要牢记的历史因素，共产党用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加强这种观念。美国有很多盟友。北京确切地说只有一个，就是朝鲜。而柯庆生的一些位高权重、或消息灵通的交谈对象向他吐露，朝鲜是个令中国烦恼的盟友。重大问题还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特别是来自平壤的、也可能是来自伊朗的;台湾主权的性质;是否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制裁(在联合国，北京常常否决这些制裁);缅甸问题;南海问题：哪些国家在南海拥有哪些权利。再加上柯庆生很少提及的中国及全世界的人权问题。
还有突发事件，这些事件不可预见，但后果极大。比如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还有2001年，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国际领空与一架美国海军情报飞机的相撞事件。该事件导致中国飞行员死亡;美国飞机迫降中国领土、机组人员被短暂拘留。北京将所有这些事件称为美国的挑衅行为。
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突发的，都会是头等的外交麻烦。柯庆生曾亲身经历过某些事件，还与中国问题专家讨论过其他的事件。与他有过讨论的一些专家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描述为旨在羞辱中国的招术，甚至企图推翻中国政府。
柯庆生书中的观点似乎不同寻常地不偏不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他指出，中美两国共同制造了4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虽然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但他提出，第一世界国家是气候问题的始甬者，中国已在控制排放上作出了一些努力。他还指出，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看不到他们怎样才能发展的前景。回顾2007年联合国试图通过决议来谴责缅甸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北京否决了这一决议的历史，他说，华盛顿及其盟国的做法是，试图羞辱缅甸军政府，从而间接地羞辱其支持者、尤其是中国。柯庆生写道，这种做法在当时似乎没有必要，甚至有点愚蠢：“不管人们如何斥责军政府，它是唯一可行的执政力量”。推翻军政府“会在一个饱经区域和种族冲突忧患的国家，制造更多的混乱”，导致更多的动荡，而其巨大的邻国中国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当变化以温和的方式发生、军政府继续执政、但释放了昂山素季等持不同政见者时，北京并没有干预。
就朝鲜问题而言，柯庆生认为，一些与他有过接触的中国人对平壤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制造国际危险的行为感到震惊。但他们告诉他，北京要是不支持平壤的话，这在中国国内将会被看作是让数十万解放军战士的鲜血白流了，这些战士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牺牲在朝鲜的。柯庆生说，现在放弃朝鲜，会导致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变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糟糕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继续让他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呢?”
柯庆生试图对各方都保持公平，但也并非毫无原则。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存在巨大的腐败问题、无视许多国际和区域规范、让黑客攻击互联网、学术抄袭成风、一胎化政策后果严重，以及日益贫困的农民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在地方和地区层次的暴动。他还提到了对达赖喇嘛的中伤、以及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监禁。
但柯庆生承认，中国有认为其主权继续受到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威胁的神经性担忧，中国坚持认为，“中国的爱国者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让他们‘西方化’的要求，但没有理由拒绝… …普适的人权基本标准、及民主制度本身的传播”。他指出，这些标准得到许多香港人的支持，而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柯庆生意识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国际金融危机，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成就令人望而生畏，至少直到不久前如此。但他补充说，中国201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厄瓜多尔的相同，但“没有人指望厄瓜多尔人对全球治理作出重大贡献”。此外，柯庆生直率地指出，使用武力镇压持不同意见平民的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之后经历了国际制裁的北京，“对谴责、制裁和干预发展中世界的独裁政权的事情，不像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首都那样感到舒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与自己的一些政治学同事不同，他不预见会与中国发生战争(但他也不排除其可能性)。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军事力量敌不过美国的。他批评了那些认为中国行将统治世界的北京观察家们。
那该怎么做呢?柯庆生的书应该引起北京的注意。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件幸事，这些人虽然严厉批判中国国内事务，但他们愿意与中国打交道。他有这样的观察：“成功的外交通常更多地事关问题的管理，而不是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外交上如何处理中国问题呢?美国必须找到一种策略，让美国能“接受甚至鼓励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崛起、以及享有更大的名声，但要影响中国的选择，使其更愿意放弃横行霸道的行为… …。策略的成功，一方面需要实力和强硬的一种不寻常的组合，另一方面需要有让中国安心、能倾听中国声音的意愿。”
我与许多后来被关押的中国异见人士见过面，多次目睹中国在西藏的行为，眼看着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打死和平的示威者，这些经历让我很难赞成柯庆生的观点。但他强有力且论述清晰的书用中国自己的眼光看中国，这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本文作者是记者和中国历史学家，曾因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被评为年度英国最佳国际新闻记者。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5/7/24 发布时间：201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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