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政治之过：拜登将面对更加分裂的美国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文作者：
吕维悦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审校：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国社会的性别、种族等不平等问题在#MeToo、弗洛伊德事件、反堕胎法案的争议中不断显现和加强。由社会不平等而自然产生的身份认同政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支持美国国家认同、反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声音将目前美国社会的动荡归咎于身份认同政治的不断升级，认为美国社会正在丧失其包容性并向排他性与分裂的方向发展。另一些赞同身份认同政治的评论认为，这一政治现象是美国历史上不断涌现的平权运动的基础：现代的身份认同政治具有保证每个群体的利益都被表达、保证美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身份认同政治的不断升级是否是美国社会及西方选举制度不可避免的现象?身份认同政治将会影响美国社会走向何方?本文希望阐明“身份认同政治” 及“社会不平等”等相关概念，通过对比特朗普与拜登的身份认同政治运用分析身份认同政治会如何影响美国社会。
基本概念解读及分析框架
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身份认同政治”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最为基础的定义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由于特定的种族、性别、宗教或其他可以象征个体特点的因素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受到压迫和威胁从而拥有群体的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感促使这一群体的成员通过分享政治观点、组织集体社会运动、挑战现有体制等方式来表达怨恨和寻求自身利益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将“身份认同”(Identity)应用到美国本土政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身份认同政治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有着长期的发展，主要有三种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
1. 早期一部分学者认为，身份认同的定义非常宽泛：任何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个体必然拥有身份特征(例如，生理性别区分男性/女性两种最基础的身份)。这些浅显的身份特征被广泛地运用于理解和预测既定群体的政治决策。
2.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运用忽略了现代“身份认同感”产生影响的过程 ，实际上弱化了身份认同政治所能造成的深远影响。因此，这部分学者综合考虑了“社会不平等”的计量方法后认为：判断身份认同感对于个人政治决策的影响力，需要考虑个人受到的经济剥削及其所属群体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差异。这个方法虽然关注到了社会不平等在身份认同政治的作用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忽略了随着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平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3. 第三类方法是 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个人对于“尊严” 的追求入手，全面解释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的概念及其新发展的成因。传统经济学者只用物质资源的需求及分配差异解释身份认同政治的产生与影响，他认为这样的理论基础无法适用于现今的社会发展。例如，多数美国女性数十年来坚持“同工同酬”的政治诉求，虽然其开端是反对经济制度的不平等， 但实质上已经转变为对获得女性尊严与平等社会地位(status)的诉求。因此，一个群体产生身份认同并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根本是这个群体同时处于某个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上。
笔者认为上述第二种及第三种定义相结合更能解读当代美国本土政治中“身份认同”的应用与影响。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争为例，许多民主党人以性别身份为唯一标准，认为女性群体会成为协助希拉里入主白宫的生力军，因为女性天然地“应当”支持希拉里以及她的女性友好的政治主张。然而，希拉里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获得多数白人女性的支持：如果将美国女性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确有较多女性支持希拉里(54%)。然而，加入人种区分后发现，52%的白人女性投票支持特朗普。当时的许多时评称，民主党和希拉里遭到了美国女性的“背叛”，认为美国白人女性受家庭和经济负担影响从而“不得不”背叛自己的性别。民主党人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在“女性”这一基础而广泛的身份之上，通常叠加了多重其他的身份，例如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党派偏见(partisanship)等。民主党人的错误在另一个关于美国白人女性投票行为的量化分析中得到了充分解释。这一研究发现，相比于美国女性整体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为平均的支持率分布，白人女性至少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不成比例地偏向支持共和党领导人。
透过美国白人女性的投票行为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利用身份认同政治分析某一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时只关注某一维度的身份及此身份所受到的压迫和威胁，将会得到失之偏颇的结论。身份认同政治的相关研究，起点在于理解社会中每个人身负的多重社会身份及这些身份面临的压迫和威胁，其复杂性在于厘清多重身份之间相互作用并找出最终决定研究主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美国身份认同政治的讨论应当基于充分理解两个决定身份认同感的概念：“社会不平等”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复合型不平等”。笔者将在本节中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梳理，并阐述本文后续的分析框架。
多维的社会不平等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科学领域的多个学科一致认为，一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ity）的特点。这一特点最为直观的解释是通过社会不平等的计量方法的变迁。
早期的相关研究把收入水平差异作为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唯一标准。这种方法与美国社会当时主要围绕阶级差异而形成的社会不平等息息相关。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学者研究美国(以及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及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联系，普遍认为美国社会陷入了一种“固化分裂的体系”(fixed cleavage structure)。尽管这种分裂暗含着政治利益冲突，美国社会却在阶级分化与西方选举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相对的稳定。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由阶级差异而产生的政治难题(class-based issues)更容易在党派博弈中通过妥协得出解决方法，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稳定。例如，当工会要求提高时薪到20美金但雇佣者只愿意支付10美金时，政党政治可以通过妥协分别满足对立的两个阶级的部分需求，即，确定时薪为15美金，不同阶级的利益都得以表达，并最终达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现今，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学者们量化分析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时，通常使用收入相关的一系列指标(家庭收入、住房条件、营养摄入、日常消费行为等)，但只作为次优的办法被采用，因为社会不平等的其他深层次维度很难被量化处理(社区环境污染的心理学影响、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效率，文化生活等)。这个方法与上述身份认同政治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有同样的逻辑基础。如今的计量方法主要捕捉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多维的社会不平等”的核心定义与成因。运用著名福利经济学家Amartya Sen的解释来进行总结：现代的社会不平等可以理解为“不同人或者群体在其可完成的（社会）功能（functionings）上的差异”。最浅显和基础的社会功能包括增加收入从而提升生活质量、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认知水平、可使用的医疗资源等。更深层的社会功能也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力，例如通过参与政治行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这些社会功能既能独立地影响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政治活动，又与其他社会功能相互作用。
复合型不平等（Complex Inequality）
身份认同政治是从个人或特定身份群体的视角分析上述社会不平等的多个维度的联系和综合影响。当研究主体变成个人或群体，学者们试图探究的是一个人或一个拥有特定身份的群体遭受的“复合型不平等”及各维度的不平等综合影响下产生的政治活动。一个人(或特定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复合”的：因为人在社会中通常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也因为这些不同身份会相互作用决定个人主观感受到的不平等及最终的政治参与结果。再以美国白人女性作为研究主体举例，民主党人认为女性身份认同会驱使研究主体厌恶特朗普的性别歧视倾向转而支持希拉里，然而选举结果展现出研究主体正在遭受的(或主观感受到的)不平等是复合且相互作用的。作为美国白人，研究主体在移民问题上偏向支持共和党立场：一是因为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本土美国白人的就业机会、平均薪资水平;二是感受到文化入侵的威胁，一些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外来人口正在摧毁美国的国家文化和国家认同感;三是认为外来人口将导致美国福利系统压力过载从而间接增加美国白人(作为相对高收入人群)的税务压力。当“女性”的身份与“美国白人”身份复合时，反而增加了研究主体对上述问题的担忧：作为女性，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已经受到不平等待遇并处于无竞争力的自我定位(positioning)上，特朗普的强硬移民举措成了平衡甚至超越其性别歧视言论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经济、政治生活中处于劣势(或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人群，通常拥有多重身份并遭受复合型不平等的影响。在身份认同政治的定义框架下，特定群体的“复合型不平等”作为自变量，代表了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多重身份在社会不平等体系中的定位，决定了身份认同政治如何影响个人的政治决策。
结合Sen对多维的社会不平等的定义，笔者认为当一个人面临的复合型不平等时，一个身份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异也许会导致另一身份失去原本享有的社会功能、或加剧另一身份受到的压迫。对比两个概念，从研究主体看：社会不平等的多维度分析的是一个社会的聚合结果、相对而言是可量化的，复合型不平等试图探究的是个体的不同社会身份所受到的不平等的相互作用。上述两个概念和相关事实的研究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解读至关重要：既反映了身份认同政治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根源，又展示了这一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对于整体社会的深远影响。
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讨论及其他相关研究，笔者总结出了当代身份认同政治作用于美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途径，分别是排他性、对政治体制的威胁、冲突极端化。
排他性 区别于前文提到的围绕阶级差异形成的可妥协的政治冲突，身份认同政治从其定义而言就决定了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排他性。由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内含特定群体对于超越物质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诉求，这类诉求通常具有非黑即白的“排他性”。例如LGBTQ+身份群体和宗教群体之间的相互排斥：有研究证明，宗教信仰显著增加了一个人的恐同倾向;当两个身份被同一个人拥有时，将会增加个体自杀的风险。由此可见，无论是群体外部还是特定身份群体内部，身份认同政治的排他性都有明显表现形式。
威胁政治体制 第一，由于科技发展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与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沟通成本降低、基本生活条件提高，使得曾经被忽略社会不平等的维度及被边缘化的群体获得突出的表达和关注。许多新的诉求无法通过现有体制实现，例如通过已存在的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与政党的政治联结。因此，线上群体活动和社会运动作为现代的政治参与方式被美国各身份群体广泛使用。这些活动从根本上是针对政体惰性、试图改变社会议题在政府治理中的优先度或推翻现有体制的。第二，在美国当前固化的两党主政体制下，新党派无法获得多数支持与决策权。基于已经出现的身份认同政治对于西方民主投票结果的影响力，两大主要党为了吸引潜在选票及抓牢现有支持者，都会增加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强调：调整自身的政策定位以吸引选票、利用政治话语强调身份认同政治从而巩固选民忠诚度。基于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复合型不平等，政客的身份认同政治策略所吸引和放大的社会问题很难找到符合大多数群体成员的具体政策。政客的身份认同政治策略将进一步缩小前文提到的现有体制内可妥协和调和的政治冲突的范围。因此，现有政治体制的效率和支持率也会在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中被不断削弱。
冲突极端化 身份认同政治的排他性暗含对群体外成员的潜在威胁，目前美国的许多政治活动形式正在显像化这种潜在威胁，以及社会成员对于威胁的恐惧。首先，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线上群体活动的组织更为容易、影响力也更为深远。身份群体对于非成员的天然排他性使得身份群体的活跃成为群体外的社会成员的潜在威胁。例如#MeToo运动初期对一些男性迅速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比后期该运动遭到的强烈抵制。一个旨在为美国女性创造公平和安全的工作环境的运动，最终导致女性更难获得升职机会，因为已经由男性主导的公司及其他组织高层“认为与女性合作的风险更大了”。由此可见，排他性被现代化的身份群体表达放大后，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冲突。第二，互联网、交通方式的发展也降低了传播、组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成本。大规模的集体行为会对该行为外的社会成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从而增加身份群体外成员极度排斥该群体的可能性。第三，在由两大党长期主导政治的美国，天然地生产出两种冲突的“身份”：胜者、败者，这两个身份涉及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由于两党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内化不同的身份群体的诉求进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得胜者、败者间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对比分析：特朗普团队与拜登团队的身份认同政治运用及其影响力
一、利益群体与身份认同政治的相互作用。
案例一：研究发现，不仅限于NRA的会员身份，曾经与NRA 的相关活动产生关联的人，都有极大可能认同自己作为“枪支持有者”这一社会身份，并将此身份认同反映到个人的政治倾向中。由此可见，NRA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有意识地把“枪支持有者”推向了身份认同群体的范围。NRA作为共和党的主要支持来源，利益框架在选举和游说中不断扩充，“枪支持有者”这一身份有了更多内涵：个人主义自由、社会安全、甚至民主基础。特朗普参与NRA集会时通常将枪支管理法案描述为对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的威胁;NRA也常在游说信件中将持有枪支和民众“反抗政府可能获得的过大权力”的能力划上等号，宣传收紧枪支管理法案将会撼动美国的民主基础。这类身份认同政治的运用使得NRA群体对于支持收紧枪支管理的群体有极大的排他性(因为任何反对拥有枪支的政治宣传都是在威胁这一群体的自由和安全)，且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因为感受到威胁而更加极端。一定程度上，身份认同政治可以解释NRA目前享有的广泛民众基础，也因此，学者普遍认为NRA及其有效使用身份认同政治的策略显著改变了美国枪支管理法案的进程。
如果说特朗普和NRA对身份认同政治的上述利用方式仍在持有枪支这一核心利益的合理框架内，那么其过度使用就体现在边境安全及有关移民的政治诉求中。NRA希望进一步确认特朗普政府对于枪支持有权的态度，所以将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与国土安全联系起来，由此，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与修建边境墙也被纳入了这一身份群体的诉求框架。这也使得NRA群体成员在大选中对民主党的反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2020年7月20日，NRA就通过其官方渠道为特朗普的胜利连任背书。然而，作为2020年大选中的“失败者”，可以预见NRA的核心利益将受到该身份群体之外的人群更强烈的反抗。超过五百万的NRA成员与不计其数的认同该身份的个体，将成为未来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拥有武装力量的潜在分裂势力。
案例二：拜登团队对 LGBTQ+身份群体的国际政治主张也体现出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运用。2020拜登团队在竞选初期发布的关于LGBTQ+身份群体的七条政治诉求中，除了解决本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针对这一群体的暴力与歧视，还提到拜登政府推动世界LGBTQ+身份群体权利保护与发展的决定。这一主张在LGBTQ+身份群体中获得了极大的赞扬。2019年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九百万LGBTQ+身份人士注册参与2020大选投票，其中，50%坚定地支持民主党，15%选择支持共和党，22%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任何党派。拜登团队对于LGBTQ+身份群体的诉求的全方位支持，无疑争取了潜在支持，也巩固了已有支持者的忠诚度。
联系前文提到的福山关于尊严与身份认同政治的见解，推动LGBTQ+的国际权利保护虽然不直接解决任何美国LGBTQ+人群日常面临的歧视，却极大地彰显了拜登政府对于这一群体有关社会地位平等的诉求的重视。甚至在拜登签署《防止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别取向的歧视的行政命令》之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于今年1月19日表示将任命LGBTQ+人权大使并允许世界各地大使馆使用彩虹旗(pride flag)。相比于总统行政令后续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难以量化的新政效果，这类象征性的举措无疑是更能全面发掘身份认同政治的效用的。拜登的LGBTQ+计划更为全面地定义了这一身份群体的目前的政治诉求大纲，这使得LGBTQ+身份认同群体展现出向利益群体转变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可以预见类似 Human Rights Campaign(注1)的组织将不断壮大，并有可能通过更为资源集中的政治运作影响党派政治与政府决策。
美国 LGBTQ+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也将为美国社会和政府带来更多问题：这一群体的诉求与宗教群体相互排斥，强烈的排他性将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因素;由于复合型不平等，这一群体的成员除了在性别取向和性别认同上共享身份认同感，在其他社会身份上展现出极大的需求差异。如前文提到，这种差异使得通过具体政策解决大多数群体成员的需求变得近乎不可能。如果群体需求长期无法满足，群体转向更为极端的政治参与方式(例如社会活动)，也将威胁美国现有政治体制、加剧社会分裂。
二、美国政治体制的“正统”与“合理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观察2020年大选中后期围绕特朗普的言论及拜登团队的成员的社会讨论，笔者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政府组织的方式正因为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而遭受严峻的挑战。
案例一：特朗普在任期内频繁使用推特，大选初期采取措施质疑和阻挠邮寄投票，大选接近尾声时也反复质疑选票统计结果。竞选期间，他发布了至少11条推特质疑邮寄选票的合法性。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涉及宾夕法尼、内华达、乔治亚、威斯康星等州，随后均被证明是非法和不实的。笔者认为：特朗普的上述举动的影响在于将他和他的支持者描述为被威胁的群体，这满足身份认同政治的基本产生条件。结合特朗普的个人特点，这样的行为将会威胁美国的政治体制。具体有以下三个原因：
1. 特朗普长期以来发布的推特所包含的政策倾向，大部分被证明与美国政府实际采取的行动不符，尤其是针对美国在多边的国际治理中的参与。这种不相符长期以来削弱了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言论的可靠性，形成社会对于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质疑。
2. 大选期间特朗普不断输出选举舞弊的猜疑，这类言论借助现代沟通技术不断传播和升级，进一步造成了暴力冲击国会事件的发生。特朗普对大选合法性的指控无疑也引发了其支持者对于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质疑。可以预见，拜登政府将会面临更多针对体制和统治权的正统的质疑。
3. 冲击国会事件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及一系列言论渠道被几大科技公司联合封禁。尽管大部分人认为这是防止再次暴力冲突的必要措施，但原本已经因为“被威胁感”持有身份认同的“特朗普支持者”群体可能进一步确认威胁的存在。身份认同感的增强会导致这一群体对其他群体和对体制的排他性上升，长期无法与其他群体在政治利益上调和，再次发生极端冲突的可能性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案例二：拜登当选后，许多时事评论员都提示拜登的身份认同政治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方面，拜登在选择竞选团队和任命内阁成员的过程极其明显的身份政治运用可能会在目前已经分裂的美国社会中“误伤”被任命者。有批评声认为贺锦丽成为美国副总统是民主党操纵身份认同政治的结果，拜登的选择完全是由于她满足诸多身份条件：黑人血统、亚裔美国人、女性。批评者认为民主党操纵身份认同政治来获得选票，实质上是对全体美国公民的“歧视”和愚弄。另一个例子是现任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被任命时已公开同性恋取向的美国内阁成员。同时，1982年出生的他也成为了青年一代在美国权力体系中的代表。布蒂吉格的LGBTQ+身份和青年身份面临着和贺锦丽同样的批评声。拜登奉行的身份认同政治策略使政府核心成员遭到质疑，由此可见，过于明显的身份认同策略已经动摇了民众对于拜登团队的执政能力的信心。
这些反对声是否会对拜登政府的施政表现造成负面影响尚不得而知，但身份认同政治对实现平权所带来的反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即，群体间的排他性及对体制的威胁。另一方面，有评论认为拜登在任命选择上似乎过度强调身份认同政治及被任命者的个人特质，使得新政府没有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展现明确的政策举措的导向。对于当前面对新冠疫情、经济衰退、和种族主义等问题威胁的美国，急需要明确的政策举措和团结的领袖力量。综合而言，拜登也许期待副总统及内阁成员的身份认同多样性为更多民众带来被代表的政治效能感，即，更多人认为自身的参与行为能够影响政治体制和政府决策。然而，目前的批评声指出另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西方选举制度赋予选民的政治效能感受到威胁，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最终威胁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合理性。
结论
笔者认为，拜登政府将面对一个分裂且不断加剧冲突的美国社会。通过梳理理论基础，本文展现了在科技、经济条件、非物质的诉求不断提升的今天，身份认同政治在两党主导的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下，容易造成社会成员间的排他性上升、现有体制可调和与解决的政治冲突的范围缩小，身份群体的表达方式更加针对现有政治体制、身份群体与群体外成员的冲突更加极端化。因此，身份群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通过对比分析特朗普与拜登(以及希拉里的例子)对身份认同感的运用不难看出，运用身份认同政治无疑是有利于政治家更快获得更多选票的。面对当前更加对抗的身份群体，运用身份认同政治的利好又会引得更多政客利用这一政治现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由此，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及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将是现代化发展、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不平等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不可避免的问题。
延伸思考
身份认同政治是否能够铺就美国社会向平等进步的大路?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取决于身份认同政治是否会在选举过程与选举结果之外产生其他政治影响，例如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笔者目前对于有关文献的整合，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深刻的解析。大部分关于身份认同政治的研究止于选举、选民行为分析、及民众对于政府的认知与信任感调查。
结合本文内容，笔者认为，美国两大主要党为了锁定选票而展现出的对于某些身份群体的理解，并不能与联邦政府在后续施政过程中的决策导向直接划上等号。拜登目前已经签署的部分总统行政令也一定程度展现出身份认同政治影响政策决策的倾向，后续这些行政令的具体实施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将成为未来研究身份认同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管理的有效信息来源。同时，特朗普支持者的反对声也将对这些行政令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2021年2月由QAnon组织主导在美国社会中流传特朗普作为新任总统的种种合法性，并宣称将于3月4日通过一切手段支持“正统的总统”就任。虽然无法通过阴谋论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极端冲突，但也展现了特朗普支持者反对目前的政府及体制的可能性。
注1：Human Rights Campaign 是1980年成立于美国的，专注于实现本土LGBTQ+身份群体保护与平权运动的组织。2018年开始，该组织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及更稳定的财务来源，开始活跃于争取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2020年大选前后，该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了涉及超过900万人口的竞选宣传活动。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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