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秋：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 （下）

作者：知秋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五期
     【编者按：本期“印象看智库”为您带来的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针对中美科技竞争所发布的Global China报告。】

    在上一期的《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评论分析中，我们以近两年华为与华府之间的争议和博弈为引子，介绍了当前中美两个科技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关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针对中美科技竞争所发布的Global China报告也汇集了学会若干名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科技领域发展、5G竞争、科技转移等一系列话题领域的观点。

该报告中所体现出的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与特朗普及他的幕僚颇具争议的言论和执政风格截然不同，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对当下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崛起认知朴实客观亦颇具深度。尽管部分学者仍将中国当作“美国未来最大的对手”并提出种种策略反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绝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认识并指出到，美国在未来并不能够像美苏冷战时期一样对竞争对手施行全方位的围堵政策：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已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像美国一样处于后产业转移时期的发达国家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来与中国等生产大国切断经济联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Yanzhong Huang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一个直接的例子：在新冠肺炎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美国本土所需要的药品有百分之八十的原料从中国进口，而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七的抗生素生产依赖于中国。

本期《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地剖析解构该报告中的对华政策观点，向读者展示在大洋彼岸的研究人员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对待当前华府对华政策，又提出了哪些方向性的政策建议；笔者希望借由此文向中文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由此对当前的中美大国竞争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知。
    态度：华府现在打的牌并不漂亮，美国必须接受与中国在共存中竞争的事实

在上一期的分析中，笔者总结了Global China报告中的对华认知：在这场中美科技竞争中，虽然美国仍凭借着自身近一个世纪的技术积累和对科研友好的经济体制保持着相对的科技优势，美国仍不可小觑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科技发展表现–华为与“中国制造”的5G技术在全球披荆斩棘就是美国的“史普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史普尼克1号是苏联于1957年率先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它标志着在美苏冷战中苏联领先的一个里程碑；而华为和中国5G技术的崛起也像前苏联史普尼克卫星一样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惊和讨论。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成功激起了美苏两国往后持续20余年的太空竞赛，殊不知，华为的中兴是否也会成为当前世界两大强国竞争的转折点。

面对这样的史普尼克时刻，华府针对华为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也不由得惊奇。整体上，编纂Global China报告的作者们也都默认了通过行政命令限制华为发展、切断华为全球供应链的必要性，不过这种默许并不是认为该举措实乃上策：在5G技术这个战场上，华府的这个举动更像是在一场游戏中已经几近全面落后的玩家气急败坏的反应。

事实上，像Nicole Turner Lee, Eric Chewning和Andrew Imbrie等研究员在他们的文章中就明显地表达了对华盛顿先前的不作为的批判。他们指出，一方面华府做出该决定的时间点已相对滞后——华为已经在先前基于3G和4G技术下的海外业务拓展中占据了西方国家电讯领域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这使得美国想要在这场竞争中让自己的西方盟友“上下同心”难上加难。以英国为例，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对英国施压，要求自己的盟友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制裁华为，英国仍旧决定有限度允许华为参与英国的5G技术建设，其主要理由之一则为更换华为已有的基建设备所需时间和财政成本过大。更重要的是，相较于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预市场运营规律，美国政府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激励本土电讯通信企业的科研（R&D）发展，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在5G竞争中扳回一局。针对这一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篇报告中也颇为辛辣地批评说，当中国政府为其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付出努力，在2017年在科研领域投入644亿美元成为国际最大的科研投资方时，美国政府却仍未意识到这一超越的严重性（gravity）。美国智库报告的观点中大多影射了对华府此等不作为的批评，亦指出在这场科技竞争中美国的政策并不连贯（incoherent），因为他们不能一方面要求西方盟友与美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却因为一刀切的行政禁令影响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诚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府的政策也体现出了此种支离不连贯的特性：教育领域。近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限制措施：从限制和遣返涉及国防部门和国防相关教育机构的学生，到准备停止颁发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留美工作签证H1B，这些措施无不体现了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科技准入政策来限制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意图。但事实上，这种针对国籍的选择性政策真的有利于美国在科技领域胜过中国吗？Remco Zwetsloot在他的文章中就表达了对该类限制行为的担忧，指出此类政策不仅不能给美国科研领域发展带来正向的反馈，反倒有几率使得中国加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科研交流，促进海外高等教育人才进一步回流中国。据统计，当前，中国对外科技领域的直接投资有三分之一流入美国，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中国与美国科研机构、大学的合作项目投资，对中国学术人员的签证限制将直接冲击中美科研合作。此外，基于中国留学生占据了美国高校研究生项目总体近百分之四十生源的前提下，限制留美学生签证也将逼迫中国学生选择其他国家进行海外进修，对美国高校的财政也将是不可估量的冲击。筑起的高墙的确会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对外科技交流造成影响，短期内客观限制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但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政策也一样不利于美国的科研机构长期的健康高效运作。这种短视且不连贯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漂亮。

综上所述，美国智库的种种观点皆指出了华府应对科技竞争政策的两大弊病：短视（shortsighted）且不一致（incoherent）。的确，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及其执政党内部动机的变量：在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当下波及全美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威胁时，特朗普及其幕僚也不得不考虑到他们是否能在11月总统大选以后继续连任；此种连任的动机可能会在短期内极大程度地干扰华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不过，布鲁金斯学会Global China报告也指出，且不论美国国内政府更迭的影响，美国在大方向上必须认识到与中国“共存”的必要性，而在“共存”下竞争将会是中美科技关系在本世纪的基调。
     建议：放弃围堵政策，但保持核心产业封锁
     基于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和态度，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笔者总结了大局观上的两个方向：

一、以加强本土产业科研竞争力为政策重心

相较于与中国在科技领域发起一场恶性竞争，研究人员们一致地认为优先发展本土科研产业的竞争力更为重要。诚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限制国外产业的崛起能在短期内具有强有效的力量，但从长远来看，美国依旧无法胜过此消彼长式的竞争势头。Nicol Turner Lee, Tom Wheeler和Michael Brown等人都指出，美国应该，也需要在半导体、电信通讯、互联网和军事科技领域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并通过减税和免息贷款等形式鼓励企业不囿于短期现金流，注重向长向远的科技研究发展。

在高等教育层面，美国“应当更加开放而非更加封闭”，Scott Moore和Remco Zwetsloot等学者写到；Zwetsloot还特别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将美国吸引和留住海外人才的能力视为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嘲讽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学生做出的种种限制，正是与这个目标相背而驰。Moore则建议美国政府进一步优化科研领域的人力资源管理，确保美国能够在生物领域以资金、学术环境和硬件设施持续地吸引全球范围的人才，并通过行政方面的优惠政策确保他们能够留在美国。

二、与中国科研合作的同时保持核心产业封锁

在加强本土竞争力的同时，研究人员们也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保持合作。以生物科技和生物安全领域为例，Moore在文章中陈述了他相信在面临生物科技高速发展，而国际生物安全的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中国有足够的动机和责任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保持合作，而美国也将从中受益。而Michael Brown也在他的综述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进一步强调，在科技领域及其外的中美合作不论是对两个国家双方，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都会是必要和有益的；中美在关键领域建设性的对话将使得全球经济保持稳定的发展。

在合作的前提下，一些学者也提出美国应当在某些技术垄断领域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封锁，而这些观点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挂帅的成分。Saif M. Khan和Carrick Flynn就指出，美国应当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保持技术垄断，阻止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通过科技转移获得核心技术，从而对“民主国家”造成威胁。诚然，此种观点本身就有渲染中美意识形态差异的嫌疑，但其背后的经济逻辑依旧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建议美国应当更加重视和其盟友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利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确保他们会在核心领域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Khan和Flynn等人的观点也从侧面反映出中美科技竞争的一个关键特性：这场“战争”实际上并非只是中国和美国两军对垒，其战场也并非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这场竞争将会进一步地复杂化和多面化，其中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众多，而政治挂帅也会是这场竞争攸关的变量。
      结语：在这篇综述中，笔者系统性的解剖和分析了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Global China报告。笔者总结了美国研究人员对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领域现状的认知，他们对当前华府在这场“科技冷战”中政策的态度以及针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未来，他们对美国政策取向所提出的建议。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该报告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冷静而理性的视角：尽管华为的崛起被美国视为一次中美竞争的“史普尼克时刻”，美国仍旧会在将来二十年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对中国的相对优势；但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的发展势头也不可小觑。报告进一步指出，华府近年对华为的反制措施以及对中国的种种限制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缺乏远见和连贯性的；数名学者特别批评了华府在研究领域的政策，认为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可以说在长期看来对美国学术界的伤害并不容小视。而在政策建议层面，美国学者采用了“合作-竞争”的逻辑，一方面反对一昧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中国的恶性竞争策略，提倡在中美合作的前提下最大化的扎根美国本土产业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应当保护美国核心技术产业，尽可能地封锁中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取得。

不得不说，这篇布鲁金斯学会的涉华报告也给我们在中美政府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带来了一个清晰、冷静的视角。2020年对于美国来说会是一个兵荒马乱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美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给期于11月份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了更多不可测的变量，而特朗普政府在连任的压力下亦有可能再打“中国牌”，通过与中国的互动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以制衡拜登一路高涨的民调支持率。诚然，11月份不论是谁再度执政，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层面都有可能做出进一步调整。但与中美政府互动不同的是，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观点虽然不可避免的有政治压力和自身立场的桎梏，但其基于事实、逻辑清晰、理性出发的分析或许会是美国周期更迭的两党政治以外对华立场的最佳反映。笔者希望能藉对该报告的分析给读者提供一个与从中国立场出发不一样的视角，毕竟说到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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