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康教授：人文学科希望仍在，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割
作者：杜克CSA 来源：DukeCSA
对于Chinese455和456这两门课，想必在杜克的许多中国同学都不陌生。在杜克繁重的课业生活中，这两门用我们的母语中文授课、聚焦中国文化的课程仿佛一片绿洲，让大家感受到久违的熟悉与亲切。而这两门课的老师刘康教授，也可谓是一位风云人物：他2003年来到杜克东亚研究系，2008年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2015年被评为欧洲科学院院士。CSA此次特别访谈，带大家了解中文课背后的刘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研究中美关系卓有成就的学者，刘康教授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研究课题，也对杜克的中国留学生称赞有加。在人文学科逐渐式微的今天，刘教授仍然满怀希望，无论是对于他的课题，他的学生，还是他的祖国中国在今日世界中的角色。
张|您为什么选择在南京大学主修英文？
刘|当时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考的是美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因为觉得美术这个专业在那个年代发展前景不是太好，所以想要正规考一个大学，就去了南京大学。由于没有学过数理化，所以决定读文科，在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读一个最安全、最有用的专业——英语。
张|您后来为什么选择接受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
刘|1979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美正式恢复邦交。建交之后，邓小平和卡特对中国向美国派遣研究生达成共识，我应该是属于第一批留学生。当时考了很多试，首先是中国研究生专业考试，在考取了中国的出国研究生之后，就可以被派出国，接下来考托福、GRE等等。富布莱特奖学金是美国政府的奖学金，给去美国读文科博士的外国留学生。去哪所美国大学，刚开始是让我们自己联系，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哈佛大学。但是后来主管学校南京大学把我派去威斯康星大学，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张|大多数华人教授在美国教的都是理工科，您在美国任教这么多年文科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刘|我教的文科都和中国有关，对教的话题比较熟悉，所以教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但是在美国教文科对英语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这是一个挑战。但我本来就是学英语专业的，所以语言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张|很多同学对老师的著作也很感兴趣，比如《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您当时为什么决定写这本书？
刘|1996年的时候，中美关系起起伏伏。那时我注意到，中美关系不仅是政治关系，也不仅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它实际上是两国之间全面的关系，社会的作用、媒体的作用都很大。那个时候，我观察到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很深，偏见很深，以至于它严重影响到中美关系。
当时我的一个南京大学同学李希光，是新华社记者。他在美国《华盛顿邮报》访学，我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我俩离得很近，他经常到我这里来找我聊天。李希光把他作为记者的所见所闻聊给我听。我说我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反思美国的传媒和学术界对中国的各种误解和偏见。所以我们在一起酝酿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写的，我们当时有八九个作者，其中三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博士生，他们分别撰写了美国的畅销书、美国的电影、美国的大众流行文化各一章，另外还有我和李希光共同的大学同学朱伟一，原先在联合国工作，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法学。我们的作者都是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的，所以对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还是比较清楚的。
李希光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所以给这本书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变成了一本畅销书。作为我来说，我并不认为“妖魔化”这个词语很准确。我只能说在中美的社会交往之间媒体有很多误解和偏见，这需要客观加以了解和分析。但书名字一下子弄一个“妖魔化”，太耸人听闻，太具有攻击性了。当然这本书一下子在中国畅销，在美国媒体也引发热议，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张|您觉得当时中美之间有哪些误解和偏见？
刘|比如美国媒体全盘否定中国的社会制度。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当时中国已经放弃“文革”，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了，可是美国媒体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最严重的一个偏见。另外一个深刻的偏见，就是文化偏见、种族偏见。美国许多白人认为亚洲人、中国人都是很落后的，这属于种族主义的偏见、文化的偏见。
张|您觉得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还有偏见吗？
刘|当然有，偏见从来就没有减轻过。
张|您说美国之前没有意识到中国有改革开放，那现在美国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那现在的偏见还有哪些呢？
刘|现在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偏了，比如特朗普要和中国打贸易战，认为中国不公平竞争，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还有贸易逆差、操纵人民币汇率等。另外还有一些没有道理的说法，认为中国抢了美国的工作，这就是胡搅蛮缠了。现在的情况是，中美贸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缠绕。所以你不能说一切都是中国的错。我认为从这点来说美国媒体需要反省，但它会反省吗？我认为不会。因为这个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媒体对美国的妖魔化也极其严重。作为一个学者，按照我的学术立场，这本书要写两本，分上下两部，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一个是中国对美国的偏见，而且我绝对不会用“妖魔化”这个词。
张|您是2003年来到杜克的，您对杜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印象？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和15年前的留学生有什么改变？
刘|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很大改变。杜克的中国留学生一直都非常棒。我教了很多年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教过书，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德国、法国、美国很多学校都教过书。杜克的学生是最好的，杜克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最好的，毫无疑问，这点一直没有变过。
张|那杜克的中国留学生好在哪里？
刘|主要是符合我的三个标准，非常会独立思考、非常具有批判意识，自由想象能力非常强大。杜克学生基本都符合这三点。如果要加上第四点的话，杜克的中国学生都特别吃苦耐劳，投入读书特别辛苦，学习的动力让我刮目相看。总的来说，杜克的学生都很拼。
张|您在国内做讲席教授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国内的大学生，您觉得他们和你在美国接触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区别吗？
刘|我觉得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两者是在不同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下读书。尤其是文科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自由想象的能力。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的大学生要欠缺一点。
张|您于2015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一共有16位华人院士，请问您是如何成为其中一员的？
刘|欧洲科学院在欧洲算是最高的学术机构，然后它的大部分院士是欧洲人，少数是国际院士；大部分院士是理工科，少数是文科。我在他们院刊发表过论文，院刊叫作《欧洲评论》。我和他们的文科院士也有过学术交流。欧洲科学院认为需要扩展文科方面的院士，而且他们也缺乏有中国背景的院士，他们认为我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再加上他们院士的推荐，推荐后再由院士们投票表决。
张|同学们对老师您现在研究的课题也很感兴趣，您现在在研究哪些课题？
刘|我一直在琢磨中美两国应该如何克服相互的偏见。我做了很多关于媒体方面、国际传播方面的工作，还有公共外交方面的工作。最近10年来，我主持了全球对中国崛起的民意调查项目。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些工作。
我有个信念，中国现在越来越融入世界，中国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我始终不渝的一个信念，我觉得现在更需要格外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现在研究的最主要的题目，是从文化、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上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叫做“中国特殊论”，英文是“Chinese Exceptionalism”。我已经为这本书做了很多准备，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陆陆续续写了很多英文文章，现在把它们完整写一本书，目的是思考究竟有没有一个“Chinese Exceptionalism”？我的观点是，并不存在“Chinese Exceptionalism”。现代中国是世界的一员，其特殊性是现代世界普适性（Universalism）的一种形态，而不是与普适性对立的东西。
张|您对中美现在的关系有什么看法？您觉得中美贸易战会持续下去还是会有一个缓和？
刘|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怎样的一个新时代，我们怎么给它下一个定义，我们现在不知道，很多人说它是一个新冷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但是有几个线索可以看出来，目前的中美关系不再像前四十年，也不像前七十年。中美关系从近了讲，从七十年前的1949年开始讲，有三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的中美关系是第一个阶段，相互封锁对立；1979年到2018年是第二个阶段，相互开放合作。现在进入到了第三阶段，政治上越来越对立，但肯定回不到1979年之前的你死我活的状态了。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息息相关的。很多人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制度之争，我也觉得是这样。那么这个制度之争，为什么在这四十年来没有变成现在这样严重呢？我认为，这是由双方的意愿决定的。不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也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两厢情愿地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就像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的恢复、正常化是同一件事。这是邓小平和卡特的共识，这个共识现在慢慢遇到巨大的危机，我觉得之前的中美关系在这个共识的指导下，中美的制度、理念的差异基本都被掩盖了。但是现在这个共识逐渐被侵蚀了，所以中美制度、理念的差异越来越凸显。
张|您觉得这个共识为什么会被侵蚀呢？
刘|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中美制度、理念的差异一直是存在的，只是被掩盖了，但是后来美国希望通过中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从而改变中国，这样就有些一厢情愿了。比如克林顿鼓励中国加入WTO，希望可以改变中国。这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创建并主导了所谓的世界“自由秩序”，成功改造了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彻底改造了日本，改造了德国。它后来也战胜了苏联这个最大的敌人。美国之前改变其他的国家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弄垮你，比如美苏较量的冷战，把苏联弄垮了。第二种模式是同化你，派军队占领你，彻底改造你，比如德国和日本。因为美国没法占领中国，也没有能力把中国拖垮，所以美国对中国很想采取新的第三种模式——和平演变模式。但美国人觉得，这个模式现在遇到了大麻烦。
张|在人文方面，老师和国内的学者也有交流，您最欣赏的中国学者是谁？
刘|最让我欣赏的中国学者，目前有三位。首先是李泽厚。李泽厚我觉得是我国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个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的思考非常有前瞻性。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是一流的，他是非常有宏大视野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是建立思维模式的一个人物。80年代是一个文化热，或者叫文化反思，文化热最初是叫美学热。李泽厚在美学热或文化热中起了一个范式性的作用。李泽厚今年88岁，思想还很敏捷，很了不起。但是1989年以后他离开中国，定居美国，就基本退出了中国思想与学术舞台，非常可惜。
另外两个我最敬佩的学者，一位是许倬云，一位是资中筠。这两人和李泽厚差不多同龄，大约都是88、89岁了。许倬云是一个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是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他的书在大陆特别畅销，他的一本书可以卖到几十万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世界宝贵的财富，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许倬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与，他多年担任台湾蒋经国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蒋经国基金会在最近40多年来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不遗余力。在他的任期内，基金会做了大量学术交流俞研究项目。杜克大学的中国研究、杜克大学的中国图书馆、东亚研究等都离不开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没有该基金会的支持，像杜克大学这种传统南部的学校，本来对中国的研究是很落后的，蒋经国基金会在这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许倬云多年来是蒋经国基金会在美国的操盘手。所以说他促进中美的学术、文化交流功不可没。
资中筠是中国以研究美国为起步的历史学家，是一个中美关系的政治学家。她是一个研究美国的资深学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美国的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美关系恢复的时候，邓小平主要依靠的一批专家中就有资中筠，她参与了邓小平与卡特谈判的过程。所以说，在中美关系上，资中筠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很了不起。她近年来一直大力提倡普世价值，强调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许倬云、资中筠（“筠”读音“云”），这“两朵云”时刻通过公共平台，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是两位华语世界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希望让世界享受到中国成功的好处，让中国也享受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好处，为中国人民争取更多的福利、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自由。
张|您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现代大学把人文社科从博雅教育范围中剥离出来，这个剥离暴露了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矛盾：科学技术的崛起和人文学科的衰落。您在杜克的经历和对杜克学生的观察，是否让您感受到了这样的矛盾？
刘|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在杜克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像我之前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而杜克不太一样，是比较重视人文学科的，杜克也有不少学生选择人文学科。
张|您对科学技术的崛起和人文学科的衰落会不会感到无奈？
刘|人文的衰落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是现代化的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我们付了很长的时间，现代化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付这个代价，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就好在，人文的关怀并没有消亡，虽然很多人不把它当回事了，但它没有消亡，还有人关心，所以希望还在。
这个世界有太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只要有希望，你就会感觉到很开心。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座右铭，与大家共享。这是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说的。葛兰西三十四岁被墨索里尼投入法西斯监狱。狱中十年，他写下惊人数量的思想笔记，给20世纪与当代世界留下了最重要的一份人文思想遗产。对人文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人生态度也好，葛兰西的这句箴言，我认为都是最宝贵的：“知识上思想上的悲观主义，一定要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来替代。”(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must be supplanted by the optimism of the will.)
采访|QiufengZhang
校对|HeatherZhou,QiufengZhang
编辑|HeatherZhou,QiufengZhang
来源时间：2019/4/7 发布时间：2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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