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行动，打碎了西方右翼和俄罗斯可能的联盟

作者：不戴王冠的国王

2022-10-31

尽管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发动对乌作战，会重挫全球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锐气，让自由主义势力重占上风。然而，今年一系列选举中，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主义的民粹右派，在匈牙利、菲律宾、巴西、法国、瑞典、意大利都取得了非常好，甚至是突破性的成绩。

假如普京再耐心一点，等上几年，那么他完全有可能见证右翼民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范围复兴，到时候，俄罗斯将彻底摆脱苏联解体后这三十年来，势力范围逐渐衰退和被打压的地位，转而成为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民粹右翼的旗手。

可惜，俄乌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对俄全面制裁，会让俄罗斯在未来的20年内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孤岛“，失去任何获得先进技术的能力，以及和先进国家互通有无的资格。即便民粹右翼仍将在世界扩张地盘，俄罗斯也无力从中受益了。

一、冷战时期，西方右派比左派更讨厌俄罗斯

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右派是莫斯科的最大敌人，尼克松坚定反对苏联，为了遏制苏联不惜摒弃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距访问我国，开启“连中制苏”战略；同属共和党的里根总统更是直接把苏联叫做“邪恶帝国“。为了遏制苏联，里根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军费，另一方面联手沙特等国大幅度增产石油，以降低石油价格，减少苏联的石油收入。此外，他还限制整个西方阵营与苏联的高科技交流（美国发动美日贸易战的部分原因就是日本违反了对苏联的出口管制）、并暗中支援阿富汗游击队以拖垮苏联。

除了美国以外，西方其他国家的右派也对苏联没有好感。英国首相撒切尔曾说，苏联人“正不怀好意地存心支配世界，他们一向都是把钱花在枪枝（军事）而不是牛油（民生）；但我们却把枪枝放到最后”，因为对苏联的强硬，苏联记者送给了她“铁娘子”的绰号。同属保守阵营的西德总理科尔，在当上总理后，也一反二战结束以来西德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转而支持里根强硬遏制苏联。

相反，西方的左派对苏联较为温和，经常采取措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避免与后者的剧烈冲突。例如西德首位社民党籍总理勃兰特就启动了“东方政策“，与苏联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和解，并承认了东德的主权。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就是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之父）甚至在1971年当着苏联领导人的面声称，比起苏联，美国在国家认同、经济乃至军事上对加拿大的威胁更大。

二、西方右翼转向亲普京的五个直接因素

西方右派对普京的敌视，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全球化加深而逐渐改变。

苏联解体、WTO成立、欧洲一体化加深，让全球人口流动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国家接收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数量剧增，要求保护移民权益、尊重国内少数族裔文化，以及弱化国家边界的人越来越多。

另外，伴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少数族裔平权、性少数平权、女性主义等思潮也愈发壮大，与此同时宗教保守主义则日渐式微，社会日趋世俗化。总而言之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西方世界里，相比于右派，左派的思潮一直占上风。

这就让西方右派的愤懑日渐加剧，从而想要夺回本方阵营在文化议题上的话语权。具体来说，他们的反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反对全球化、多元文化和开放移民，强调国家主权。在他们看来，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会让治安恶化、犯罪增加，还会改变原有的民族构成，威胁到主体民族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支配地位，进而削弱国家的向心力，让他们的祖国不再是原来那个熟悉的家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移居西方的非白人移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移民，以及原本国内少数族裔的生育率高于白人主体民族。两个因素结合之下，西方国家的白人主体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在一些地区，白人占比甚至已经跌破50%，例如在美国加州，非西班牙裔白人在2000年只占全州人口的47%，到了2020年更是只占35%。

在西方左派看来，人口多元化为国家注入经济发展动力，带来不同风俗，丰富了国家的传统和内涵，是好事情。而且少数族裔的数量以及生育率被夸大了，如果控制经济水平等其他变量相同，他们的生育率和白人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在西方右派看来，随着这些非白人人口数量增加，他们会“取代”原有的白人，摧毁本土的白人文化。一个没有绝对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的国家，将丧失统一的国家认同，引发国家内部无休止的撕裂。

这种反移民情绪，在以前白人人口占全国90%、95%甚至更多的时候还不明显，但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到一定水平，许多右派开始感到不安。而上世纪纳粹的暴行，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强行分离原住民孩童与父母的往事被先后揭露出来，又把种族屠杀和强制同化刻在耻辱柱上——换句话说就是，这两种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已经为天下人所共同嫌恶，哪怕是当代极右翼也要敬而远之。

所以，现代的欧洲右派已经转向和外族“井水不犯河水“的孤立主义，以及国家主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有权利决定自己吸不吸引移民、吸引多少移民和吸引来自哪些地区的移民。简而言之就是：你们这些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移民，别来我们这里求生存，如果一定要来，请完全同化于我们。

2.他们反对针对少数族裔的各类平权措施。例如，在政府职位招聘或者大学录取时为少数族裔预留一定名额；投入巨资解决少数族裔聚集区的遗留问题；对过去本国侵犯少数族裔人权的行为进行补偿；修改历史教科书和移除雕像，以向本国的少数族裔昭告，当年对他们的歧视和侵害人权行为是不对的（例如美国在2020年移除了多位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军和政治人物的雕像）；下架过去那些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艺术作品；等等。

在他们看来，过度地反省殖民和帝国主义历史，也就是在贬低本民族的历史，丑化那些历史上为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之人。国家应该向前看，也应该歌颂本国历史上的成就，而非一昧自我贬低，矮化白人。

至于针对少数族裔的优待，在他们看来，这远非促进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反而被视为过度偏袒弱势群体，逆向歧视白人。许多西方右翼主张不看肤色的种族政策，俗称【种族中立】或者【色盲】政策。

设想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有900万人属于主体民族，100万人属于少数族裔。左派会主张以种族配额等制度，来缓解历史造成的族群结构性不平等，例如，在国会议员、公务员、大学录取名额中留出10%给少数族裔。而右派反对刻意划分种族、以种族框架来思考社会不平等，主张【完全不看种族属性】，刻意淡化不同族裔之间的差别，比如在大学录取中只看分数，不看其他指标。

在少数族裔当中，穆斯林群体是被攻击的重点对象。他们被西方右翼视为一群热衷于极端伊斯兰主义和分离主义，整天搞恐怖袭击，在女性权益和同性恋问题上还活在中世纪的“野蛮人”。不仅如此，在右翼白人看来，他们还反对融入现代文明，固执的坚守着伊斯兰教法，生很多个小孩，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种族置换”，取代白人。

3.他们反对性少数平权、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和世俗化等进步主义理念。例如，反对性解放、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同性伴侣收养孩子、反对让跨性别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而非生理性别选择厕所，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风潮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另外在宗教方面，西方右派普遍有浓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情结，不希望其他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稀释基督教的主导地位，

4.由于对移民、少数族裔、性少数等群体根深蒂固的反感，他们也反对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甚至“民主”本身。

许多人经常喜欢把“自由”和“民主”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是主张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其他人、政府、各类团体侵犯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民主是选民可以通过定期选举选择领导人，让后者来决定如何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可以有民主却没有自由。例如，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通过投票来剥夺少数族裔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的民主程度并没有降低，但是少数族裔的自由被剥夺了。而这正是许多西方右翼人士所渴望的“不自由的民主“——通过一人一票，依靠白人主体民族的人数优势，实现“民主下的专政”，剥夺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的人权。

甚至，在一些白人人口比例已经或者即将跌破半数的国家（地区），右翼政党已经公然放弃了民主，转而追求依靠占人口少数的白人来统治其他少数族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美国的德州、北卡州、佐治亚州，白人人口数量只有50%上下；而在全美地区，20年后白人人口比例也将跌破50%。这直接导致美国的右翼政党共和党已经放弃了民主，在全国和州一级的选举中，通过人为操纵选区划分、压制投票等方式，来提高本方的席位数并压制对方阵营选民的投票率。与此同时，共和党还明确反对取消选举人票——这个让共和党在过去六次大选中能够以少数普选票两次赢得总统大位——的制度，尽管选举人票制严重违反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原则。

5.最后，西方右派除了讨厌这些价值观本身，更讨厌西方左派为了维护它们而衍生出来的对言论自由的一些限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政治正确“。什么是政治正确呢？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发表一些对于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的歧视性言论，比如”黑人好吃懒做“、”女人不适合学理工科“这些话，在西方左派看来，不仅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这些边缘群体的严重冒犯。

更进一步的，有些语言虽然从表面看上去并无大碍，但是仍然隐含有一定的歧视性意义，即通常所说的“微侵犯”（microaggression）。例如，一个美国白人问一位加州的华裔来自哪里（where are you from），当后者告诉那位白人你来自加州时，白人并不满意，追问“你到底来自哪里？”（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意指追问其祖籍），这就构成了微侵犯，因为“你到底来自哪里？”背后暗指的意思是，你们（华裔）并不是土生土长、真正的美国人，只有我们白人才是天然属于这里的（虽然实际上，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并没有高低之分）。

再比如，政客在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比例高的选区频繁高喊“打击犯罪“、”强化治安“之类的口号也有歧视的嫌疑，因为这相当于暗示，少数族裔游手好闲、经常犯罪。

又比如，报道女性公众人物（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CEO……）时，焦点经常放在她们的容貌上面，比如会经常描述她们“有着乌黑的长发”、“长相清秀”等等，给人感觉，这些女性身上最关键的特征就是颜值，但事实上她们出人头地依靠的是自己的才华，这也构成了微侵犯。

西方左派维护政治正确，是为了保护弱势族群，但在西方右派看来，这损害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尤其是近些年来，西方世界经常发生以下事件：

某历史人物因为各种原因，如参与殖民压迫、贩卖奴隶、屠杀少数族裔，导致以其名字命名的地标被改名；或者某些文学名著、影视作品涉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被剔除出中小学教科书、从网站上下架。尽管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或者文艺作品中蕴含的价值观，以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非常正常。

某些大人物涉嫌性骚扰而被迫辞职（尽管证据可能并不充分）。

某人（通常是名人）或某家（知名）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论或行为（通常是疑似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言论），然后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失去大量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网络影响力。

这些事件旨在消除（历史）名人的影响力，当一个名人享受到类似待遇时，就是“被取消了”。“取消文化”的盛行，让西方右派认为，政治正确已经过了头。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对自由思想的打压，和当年苏联社会强行规定不准发表某些言论非常相似。

以上总结了西方右派反感当代左派思潮的五个方面。巧合的是，普京也对西方左派这一套价值观极为反感，一条条对应如下：

针对前文第1条提及的全球化、多元文化和开放移民，以及第4条中的自由民主，普京一直持批评态度。

作为克格勃出身的政治强人，普京一直主张维持强有力的国家主权。早在2007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俄罗斯应该走“主权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时，普京就强化超级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让俄罗斯从原来的半总统制、联邦制向总统制、单一制靠拢。例如，2000年5月，普京一上任就宣布，将全国分为八个联邦管区；他还在2004年取消地方长官选举，改由中央政府指派数人，让群众从中挑选（虽然后面又恢复地方直选）。

在2021年瓦尔代年会的演讲上，普京更是宣称，国际秩序是围绕着民族国家而构建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公民的要求。因此，任何有效的国际秩序都应该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和能力，以此为行动依据，而不是试图证明它们不应存在。此外，普京还表示，不可能将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人，无论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原则，还是某人出于自身原因而称之为普遍的价值观。

强调国家主权必然意味着背离全球化。事实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对全球化一点都不感冒。苏联解体以及此后十年的经济危机，让俄罗斯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俄罗斯的工业制成品丧失了和其他国家产品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只能依靠出口能源、军火为生，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号加油站”、“有核武器的沙特”。可以说，俄罗斯完全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相比于中国、韩国、越南这些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俄罗斯从全球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中得到的净收益非常少。

在这种条件下，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并无意维持国际秩序，反而希望国际形势越乱越好，便于“趁火打劫”。2019年10月，瓦尔代俱乐部在年度报告中指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徒劳无益，宣称“国际秩序缺失并非灾难，无政府是国际关系更自然的状态，它比现今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更民主，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大可能”。

可以看到，俄罗斯并不为国际失序而感到惋惜和惶恐，反而是从中嗅到了难得的机遇。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透过散步虚假新闻、非正规部队武装干涉、恐怖主义等“混合战”手段，扰乱全球局势。特朗普当选、欧盟极右翼势力崛起（包括英国脱欧）、朝鲜屡屡试射核弹破坏地区安全，背后都有俄罗斯的影子在作祟。

俄罗斯的势力还渗透进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透过人称“普京大厨”普里戈任指挥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俄罗斯频繁插手非洲和中东事务，支持当地的独裁者政权，攫取经济利益，并散布俄罗斯的影响力。

至于多元文化和开放移民，普京也毫无兴趣。在2019年的G20峰会上，普京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性别多样化和多元文化疏远了核心人群所信奉的传统价值观。他说：“我们对 LGBT 人士没有意见。上帝保佑，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生活。但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确实有些过分，比如他们现在声称孩子可以扮演五六个性别角色”。

他还抨击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接纳百万难民的决定，他说：“自由主义的前提是什么都不需要做。移民可以肆无忌惮地杀害、掠夺和强奸，因为他们作为移民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这些是什么权利？每一种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与此同时，普京还赞扬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洲移民（难民）的强硬立场，以及加强美墨边境管控的决策。

总体上来看，普京的思维和西方左派提倡的全球化、多元文化、支持移民，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扁平化背道而驰，但是却得到了强调国家主权、反移民反难民的西方右派的支持。此外，普京反对外部势力强加价值观，和西方右派也是异曲同工；后者讨厌政治正确在社会公共话语中的“霸权”地位，认为这些都是全球化自由左派精英强加给他们的。

针对第2条少数族裔平权措施。同样是2021年在瓦尔代年会上的演讲中，普京也对西方愈演愈烈的少数族裔平权运动表达了反对：

“我们困惑的看到，那些自我标榜进步的国家正在走向瘫痪，西方某些国家正在发生社会和文化冲击”。他指责西方某些人“正在抹去自己的历史”（意指西方国家删去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部分），为少数民族的利益采取“平权行动”太过火以致于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地步。

普京还提到了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说：“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成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取消文化，变成了逆向歧视，逆向的种族主义。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而真正的公民权利斗士则正试图消除这些差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小孩子有一天会生活在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不会以肤色来判断他们，而是以他们的性格内容来判断他们。’那是一种真正的价值观。”

总的来说，普京倾向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提倡前文所提到的【色盲】政策，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民族、种族属性，政府不主动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各族裔之间的不平等。

普京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都深得右翼好感。在西方，许多左派呼吁彻底地、系统地清算本国的殖民史、帝国主义史和白人至上主义史；但是在俄罗斯，这种观点并不受欢迎。

这是因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对主体民族也很不友好。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历史上长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而苏联领导人为了讨好乌克兰族，将这些地方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例如1954年赫鲁晓夫为了纪念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三百周年，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

另外，与西方白人平民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享有相对于其他族裔平民的特权（如被警察盘问的概率远低于黑人）不同，苏联治下的俄罗斯族在国家机器面前，并不能得到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待遇”，比如，克格勃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是俄罗斯族就放弃监听他。这就让许多俄罗斯族认为，自己也是苏联统治下的受害者。 

总而言之，在俄罗斯，并没有多少支持本国深刻反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公众舆论。尽管不论是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都有过迫害少数民族的黑暗历史。

例如，来自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少数民族图瓦族，曾经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游牧民族，但在聚集地被苏联控制以后，他们被强行编入集体农庄，强迫放弃佛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将近十二分之一的图瓦人受到过监禁、处决、流放等政治迫害，该民族的文化、家庭传承被彻底摧毁。如今，图瓦族非婚生子的比例超过了2/3，比美国黑人还要高出不少。

从1930年代到二战末期的这十多年间，苏联还对数百万少数民族进行了强制迁徙，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大林以“和纳粹合作”为理由，在1943-1944年间，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里面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逐出其所在地，并转移到北高加索等地，造成这些民族20-50%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除了强制迁徙以外，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农业集体化中也遭遇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例如30年代的苏联大饥荒时期，280-400万乌克兰族、以及130万哈萨克族死于饥荒（当然，这里必须再次指出的是，俄罗斯族也遭遇过类似的灾难，例如俄国内战引发的1921-1922年俄罗斯大饥荒，夺去了约千万俄罗斯族的生命）。

然而，这一切针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待遇，很少在俄罗斯的公共平台上得到坦诚的讨论，与此相反的是，自从普京上台以后，俄罗斯就开始更加频繁地推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例如，普京上任以后，每年5月9日二战胜利日，红场阅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以后，阅兵的规模迅速上升，几乎成为了一种全民爱国主义活动。再比如，普京早在2003年上任伊始就表示，历史教科书应该着重培养年轻人对祖国及其历史的自豪感。他推动编写全国统一的历史教科书，试图逆转以往教科书对苏联时代过于消极的评价，对于斯大林等争议性极强的领导人，还增加了歌颂、肯定其成就的篇幅，相对而言淡化了其过失。

这正是西方右派所期望的世界。一个白人不需要反省自己历史上过错的世界，一个白人不需要为自己族群历史上的行为进行补偿的世界，一个白人不需要让渡任何资源纠正系统性不公的世界，一个白人主体民族可以不须顾忌地强调自己爱国主义的世界。俄乌开战后，俄军战死和负伤的士兵、军官中，来自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兵员不成比例地多，但很少有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俄罗斯族的居民，这正是一些西方右翼政客想做而不敢做的。

针对第3条性少数平权、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和世俗化。普京选择抵制。同样是在瓦尔代年会，普京批评西方左派的主张是要求放弃对母亲、父亲、家庭和性别做区分的基本价值观，与苏联时期激进的意识形态革命类似。

他先是举出苏联时期的例子：“布尔什维克说的不仅仅是财产国有化，也谈论将妇女国有化。1917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条，也说要改变现有的方式和习俗，不仅改变政治和经济方面，更要改变人类道德概念和健康社会的基石。破坏古老的价值观、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到完全拒绝、摧毁家庭，鼓励告亲人的密——所有这些都被宣称为进步“。

随后普京话锋一转，痛批西方左派：

“这种左翼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甚至想要消除整个男人和女人的概念，那些敢于说男人和女人存在（差异）并且这是生物学事实的人，他们几乎都被排挤了。为了照顾跨性别人士等群体，你不能说父亲和母亲，只能使用家长1号和家长2号，或者生过孩子的父母，或者人奶（而不是母乳）这样的词。只有这么说，那些不确定自己是男是女的人才会高兴。”

普京同样反对跨性别人士按照自己的心理性别认同来选择自己在各类证件上的性别，或者通过医学手段来改变自己生理性别、使得自己心理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达到一致：

“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男孩可以很容易变成女孩，把这种选择强加给他们，并把父母推到一边，让孩子做出可能会毁掉他们一生的决定。”

至于宗教方面，普京一直以宗教保护者自居。他拨款资助教会，修缮了许多东正教教堂，多次重申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高地位（例如2020年，在他领导下，俄罗斯将“信仰上帝“，以及婚姻为一夫一妻结合写入宪法）。另外，普京还身体力行，例如在葬礼上行东正教礼仪，参加东正教传统节日活动等。

而对第5条“政治正确“。普京在瓦尔代年会的演讲中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是带着不解的心情看到俄罗斯过去的做法，争取平等和反对歧视的斗争变成了在荒谬边缘的侵略性教条主义，当以往的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不再是学校和大学的教授教材时，是因为左派宣告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了解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

“好莱坞的一些清单提醒你应该在电影中有什么平衡，比如在电影中，你应该有多少人物和演员，有什么性别的演员，什么样的肤色，有时甚至比苏共中央宣传部做的还要严密严格。”（这里指的是，好莱坞电影为了体现种族、性别、性取向平等，往往会安排一定比例，例如10%或者20%的少数族裔、女性、LGBT演员出演，并且有时候，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歧视少数群体，刻意不让这些演员出演负面角色）

可以说，在反对政治正确上，普京和西方右翼有着共同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西方左派的平权活动，和苏联时代那种激进改变文化传统的革命，以及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完全相同。

三、西方右翼转向亲普京的深层次因素

以上所讨论的是西方右翼和普京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的相似程度。事实上，西方右翼和普京有着更深层次上的契合——他们都信仰保守主义、反共主义、民族主义。

普京内心的保守主义观念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形成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普京在克格勃驻东德办公室担任特工，时值柏林墙倒塌之际，他办公的地点被东德民众围攻，普京请求苏联红军派兵保护，但始终得不到反应。无奈之下只好自行决断。许多年后，他曾在采访中说：“我自己就烧了很多材料，炉子都爆炸了”。对民粹的厌恶，让普京走上了保守主义的道路。

在2021年的瓦尔代年会演讲中，普京也再次重申，俄罗斯将走保守主义道路。他说，如果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话。国家和社会决不能对技术的质变、环境的剧变或传统体系的破坏做出激进的反应。为此，他提到了俄罗斯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破坏比创造容易。遗憾的是，俄罗斯人民是从多次亲身经历中清楚了解这一点的。”

“就在一个多世纪前，俄罗斯面临着诸多严重的客观问题，包括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些问题并不大，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小或更为缓和。俄罗斯本来可以逐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问题，但革命的冲击导致了大国的崩溃和解体。第二次发生在30年前，当时它有潜力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适时走上急需的、灵活的、依据充分的改革之路，结果它成了各种教条主义者的受害者，包括反动者和所谓的进步人士——他们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双方都是如此。”

“有了历史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说，革命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而是加剧危机的方法。相比于被损害人类的潜能，任何革命都不值得。“这里，普京提到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91年苏联解体，两大历史转折点前后，激进思潮给苏联/俄罗斯带来的深重灾难。”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然而列宁的暴力革命，以及随后的四年俄国内战，彻底让俄罗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长达七十年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是建立在相当激进的理念上的，试图完全靠人类的理性构建一个没有私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我国诗人徐志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在苏联成立后的20年间，上百万干部和上千万平民死去，他们或死于各类政治运动（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或亡于非正常灾害（如大饥荒）。

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来可以转型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过于急躁，尤其是叶利钦不顾俄罗斯生产链高度捆绑的情况，试图”500天步入资本主义“，经济上全面自由化。最终，俄罗斯不仅彻底丧失了前苏联时代的旧工业基础，也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新兴工业，只能沦为一个出口原材料的国家。

1991-2000这十年对俄罗斯的打击，是该国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人均GDP下降超过40%；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500%；预期寿命下降了近四年。

看到激进主义的恶果后，普京一上台就立刻改变了方向。他回购了许多国有企业，加强了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从市场经济回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伴随着普京的改革，以及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经济在2000-2008年间取得了7%的增长，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同时期的中国，而普京也籍此获得极高人气。

2007年，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1%的俄罗斯人支持普京，远高于同时期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尽管随后因为世界金融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但是总的来说，普京基本上让俄罗斯恢复到了90年代以前的大国地位，和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俄罗斯民众也普遍支持他的保守主义哲学。可以说，保守主义不仅是普京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俄罗斯许多普通百姓的观念。

那么，这些观念为什么可以得到西方右派政客们的迎合呢？是因为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剧烈变革以致国家失去稳定，经济出现衰退等情况，在近十年的西方重演。近些年来，一方面，少数族裔在西方国家人口中占比持续上升，在许多国家已经超过10%，美国更是达到惊人的40%；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此后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风波，使得西方国家的人均居民收入在过去十年间仅有微小的增长，甚至，由于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底层所得不增反减。在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人拥抱保守主义，想要回到“伟大的过去”——街上都是白人、经济欣欣向荣的时代。

除了保守主义，西方右派欣赏普京还因其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

由于普京出身克格勃、在苏联解体后保留苏共党员证、歌颂苏联在二战中抵抗纳粹侵略，许多文章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政治家，但是这并不符合事实。普京保留苏共党员证，只是为了表示其敢作敢当、大义不悔的品质；歌颂卫国战争，是从民族主义角度，而非从共产主义角度来讴歌俄罗斯人民坚忍不拔、团结牺牲的精神。

对于“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普京批评其在革命成功后单独与德国谈判，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割让大片领土，让德国以战败国的身份，从俄罗斯身上榨取了许多利益：”我们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输给了战败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是向德国投降了，而之后它又向协约国投降了。这是当时的国家领导背叛民族行为的结果“。

在宗教政策上，普京严厉批评列宁以及其后数代苏联领导人打压宗教的做法，他指责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摧毁我们的精神根源和宗教根源，做得非常坚决和残酷”；“许多教堂被毁灭和拆除，大量的神职人员被消灭，直接消灭了。就在集中营里被枪决了“。

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时候，普京多次以具有贬义色彩的“十月政变“称呼之，暗示布尔什维克是非法夺权；他还将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从国家法定休假日中移除。而对苏联大大小小的残酷镇压，普京也极为反感，他批评苏维埃政权残忍杀害末代沙皇一家，也反对斯大林搞极权主义和大规模个人崇拜的做法。

在民族政策上，普京更是对苏维埃政权口诛笔伐。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列宁最大的失误是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而列宁之后，一代又一代的苏联领导人都强调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以及所谓“民族自决“，为最后苏联解体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不仅如此，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内的俄罗斯族瞬间离开了莫斯科的管辖，据统计，1990年代有2500万俄罗斯族人在俄罗斯以外的地区生活，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很大的人力资本损失，而这也让普京耿耿于怀。

在今年二月出兵乌克兰之前，普京在他那篇《有必要再一次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宣战演讲中是这么说的：

“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俄罗斯创造出来——准确来说，被布尔什维克，被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出来的时刻——开始讲起。这一进程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立即开始的。而且列宁和他的同志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粗鲁的方式——分离开，撕毁掉俄罗斯历史领土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向居住在那里的数百万人询问过任何事情。“（这段话批评的是列宁将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顿巴斯地区转划给乌克兰，让顿巴斯成为后者的领土）。”

“之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以及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已经把一些之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领土并入苏联并移交给了乌克兰。同时，作为一种补偿，斯大林将部分原德国领土划归波兰，在1954年赫鲁晓夫因故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也赠送给乌克兰。实际上，这就是苏维埃乌克兰领土的形成方式。”

在最后，普京说：

“在苏联解体前两年，她的命运其实已成定局。现如今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将获得独立的功劳归于自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苏共领导层在不同时期在国家构建问题上犯下的历史性、战略性错误，导致了我们统一的国家的解体。历史上的俄罗斯被人以苏联的名义瓦解。”

普京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让西方右派为之一振；而他对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抗拒，以及对地方自治的反感，也完全符合西方右派的口味。和强调关怀少数族裔、尊重其习俗和自治权的左派相比，右派较为看重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反对权力下放。许多右翼政客对本国少数族裔的分离倾向相当不满，甚至连一些中间派政客也持相同看法。例如，西班牙右翼激烈反对加泰独立运动，其支持者多次和加泰分离主义分子爆发冲突；又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2020年底表示，要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

四、西方右翼得势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技术进步缓慢、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引发的经济停滞，以及种族多元化带来的排外情绪上升

近些年，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了“日本化“的趋势，所谓“日本化”，可以概括为“三低三高”并存的经济常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背后主要的支撑动力有三个：

1.技术进步缓慢：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增长速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为年均1.9%左右，然而70年代之后到现在连年均1%都不到。

2.人口老龄化：除非洲以外，各大洲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在2050年超过20%，其中欧洲更是达到近35%；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还有人口减少。例如，根据预测，即便有着移民补充，到本世纪末，意大利人口依旧会降到5000万以下，比现在少1000万。 

3.贫富分化：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最富有的26个人资产之和，就和后一半人(38亿人)的资产相等；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为了应付疫情，各国央行疯狂放水，抬高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令富人们从中狠赚一笔。据统计，疫情期间全世界新增了500多位亿万富翁，平均每30个小时就增加一位。

2021年，全球财富最多的500人资产之和达到了8.4万亿美元，超过整个拉丁美洲的GDP。此外，这些富人的资产相比疫情前增加1万亿美元，其中前十大富豪的资产更是暴涨4000亿美元，占所有增加资产的4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等地的许多国家，2021年末的GDP都还没有回到2019年的水平，国内经济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完全恢复。

相对应的是，低收入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与股票上涨和资产增值没有什么关系，也享受不到它们带来的好处。在2020年，全世界前10%人口坐拥82%的财富，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拥有45%财富（按照一些不同的统计数据，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50%）。

贫富分化让贫困阶层的收入和资产不断缩水；而人口老龄化不仅削弱消费者的基数，还减少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后果就是国家税收收入下降、内需不振，被迫印钞来刺激经济。而过度货币放水，导致大量资本长期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无法流入实体经济以达到提高增长率的效果，相反却推高了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让富人越来越富。

于是这就形成了两个恶性循环：（1）经济低迷-老龄化循环：经济低迷-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育儿补贴减少-新生儿数量减少，老年人比例升高-一人一票民主制度下，选出增加老年人福利、削减年轻人福利和其他投资的领导人-经济低迷；（2）经济低迷-贫富分化循环：经济低迷-国家大量放水-资产价格升高-贫富分化-内需不振-经济低迷。

在负反馈效应之下，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以西欧为例，下图显示了欧盟28个成员国（此时英国仍未脱欧）的经济增长率，其中EU-15指2004年欧盟吸纳东欧10国之前的15个欧盟成员国；EU-N13指2004年以后加入欧盟的13个东欧国家。可以看出，即使有东欧新鲜血液的补充，传统的西欧国家经济增长也非常堪忧，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在2%以下的低位。

美国独立记者、撰稿人雷切尔·努韦尔（Rachel Nuwer）曾在BBC撰文引用政治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一段话：

“现代西方社会比作一台稳定的自行车，它的车轮依靠经济增长而不断转动。如果这种向前推动的力量变慢或停止，我们的社会支柱——民主、个人自由、社会宽容等等——就会摇摇欲坠。我们的世界将变的越来越丑恶，人们会争夺有限的资源，并拒绝小团体外的任何人。”

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感到不安，他们就会更加坚守自己的身份（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白人、基督徒、穆斯林、……），愈发排外。

以上这些说的都是经济因素。除了经济问题以外，让欧洲棘手的还有少数族裔问题。其中，穆斯林对西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最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穆斯林本身独特的习俗和文化导致其和主体民族之间摩擦不断；另一方面也有主体民族保守、排外乃至“恐穆症“的情绪在作祟。

人类数百万年以来，在残酷的互相竞争中，逐渐形成了抱团的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进步让这种狭隘心理变淡了不少，但由于经济下行、恐怖袭击频发等因素，这种对外族的排斥又浮出水面。

下图为2010年欧洲各国实际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以及民众认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对比。可以看出，各国民众普遍大大高估了穆斯林人口在本国公民中的占比。例如，穆斯林在波兰人口中只占0.1%，然而波兰民众却认为本国有5%的人口是穆斯林；法国人口中穆斯林占8%，但在法国老百姓看来，全国31%——即接近三分之一人口是穆斯林！

2016年，穆斯林人口仅占欧洲4.9%，就足以闹出难民、移民危机，促使各国极右翼政党崛起，假如日后穆斯林人口占到欧洲10%甚至15%，很难想象欧洲能够和平化解种族对立。

总结：普京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发动战争

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进步停滞、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这三大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无法得到明显改善，更不要说被结构性地根除了；另外，少数族裔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挑战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体系。

1.技术进步：从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过去的半个世纪，除了电子信息技术以外，其他领域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成果。以交通运输业为例，2009年首飞的波音787和1969年首飞的波音747相比，虽然在燃油效率、发动机性能等方面有提升，但并没有颠覆性的改变。从香港飞到纽约需要的时间仍然维持在15-16个小时左右（事实上，波音747飞机直到今年才停产）；1972年人类最后一次登上月球以后，整整五十年间就再也没有踏入月球一步；乘客搭乘各种交通工具（飞机、高铁、汽车）的平均旅行速度在这半个世纪内甚至还略有下降。

在其他方面，同样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技术进步的停滞。例如癌症、心脏病等问题依旧棘手；基因研究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可控核聚变永远处于“还需要50年才能成功”的状态。从政府研发经费以及各类私有资本的流向来看，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预期将有重大突破的领域出现。

2.人口老龄化：以下为欧洲2020年的人口金字塔。考虑到许多欧洲国家的退休年龄都超过65岁，可以说，当前欧洲的老龄化危机并不严重，但是接下来的数十年内，随着占人口比重最高的30-65岁人群逐渐老化、步入退休年龄，欧洲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又剧烈的衰减期。

二战时期美国著名将军乔治·巴顿曾经教导部下不要吝惜弹药，他曾说浪费弹药比浪费生命好得多。因为造就一个士兵至少要18年，而制造弹药只需要几个月时间。

相比培养士兵，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需要更多时间。一般而言，培养一个初级工程师需要22-26年，而培养一位助理教授需要27-30年，至于资深工程师和教授，培养的周期更是长得多。即便欧洲从现在开始大力鼓励生育，让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回到1990年以前的顶峰时期，那么也至少需要25-30年才能见效。

相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况是，欧洲的生育率继续维持当前1.6左右的水平，并且，随着数量更稀少的年轻一代替代80后成为主力生育人群，欧洲的新出生人口数量将迎来断崖式下跌，每年新生儿数量将仅为顶峰时期的60%，这将让欧洲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

3.贫富分化：世界贫富分化的主要推手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富豪可以将资产在各国之间自由转移，由此带来：（1）富豪将资本转移到避税天堂，使得国家资本流失；（2）各国为了吸引资本流入，以及防止本国富豪因为嫌弃高税率而外流，纷纷降低税率，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此带来国家福利减少、债务增加。这两个因素都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并拖累国家经济增长。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剧中调度。例如，设立统一的执法机构，当富人规避税务漏洞、转移财富的时候，将其逮捕并引渡回所在国候审，并把这些被转移出去的资本收缴回原来的国家；制定统一的最低税率以防止各国逐底竞争，并为此设立仲裁法院，若某国私自减税以吸引资本和人员流入，则对其进行制裁；各国互相共享富豪权贵的银行账户资料，以防止税务欺诈，等等。

然而，这些举措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大困难，仅以第一条为例，当前许多国家之间并没有签署引渡协议，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出于对对方政体的不信任，不愿意与他们眼中的那些“非自由主义国家”签订引渡协议，而且，这样的跨国执法机构肯定会引发各国对于长臂管辖的抗议。

我们当前还是处于一个民族国家阶段，国家构成了国际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单元，在国家至上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发号施令、约束各国如何行事。想象一下，一个国家A将本国税率降低，吸引别国资本流入，其他国家会因此联合起来制裁、孤立他吗？A国会愿意把自己“吃“到的财富”吐出来“吗？仲裁机构对某个国家私自减税所下达的制裁令，几乎不可能被得到执行，因为违反这种制裁的成本太低了。

举个例子，美国会执行国际法院对本国的制裁吗？相反，在蓬佩奥任国务卿的时候，美国还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官员。说到底，在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面前，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不过就是个花瓶。

更何况，现在世界各国，不仅是法国、意大利这种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连印度、土耳其、菲律宾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增加的态势，在各国纷纷强调国家主权、排斥外来干预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说服各国领导人让渡更多主权给超国家机构？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自己就崇尚自由主义，而且是现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极大地受益于当前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并不想发动革命，然后以一套新的体系来取代之。

美国左派反对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希望从各国吸纳移民，让美国彻底拥抱多元化，成为整个地球种族构成的缩影，即“民族大熔炉”；美国右派反对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他们秉持“小政府、低税收”的经济理念，把一切政府管制和提高税率的政策，攻击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要彻底摧毁让美国伟大的那些理念；即使是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作风的特朗普也不例外，在其任内，他签署减税法案，试图让海外资本，尤其是美国企业在海外赚得的利润回流美国。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进步缓慢、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会让经济更加低迷，而GDP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会让国家财政支出减少，进而削弱科技研发水平，以及鼓励生育的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技术停滞和老龄化。

其实早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决定进攻乌克兰之前，世界就已经笼罩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乌云下。各国尚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恢复（这从下图中高居不下的债务比例就可见一斑），甚至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美国就出现了经济危机的前兆——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

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为了救市疯狂印钞，导致债务剧增、增长乏力，物价飞涨。由于通货膨胀长期维持在5%甚至7%以上的高位，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一度跌至35%上下，其他国家建制派领导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普京发动战争，导致化石能源等物资的价格暴涨，让通货膨胀继续维持在高位，这看似可以继续削弱各国建制派领导人的支持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让那些重视北约、欧盟等多边主义机构的建制派政客们得以重申这些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并且借此攻击那些支持普京的右翼民粹政客，两相抵消。甚至，右翼民粹政客也不得不表现出对普京的强硬。例如，9月份当选的新一届意大利极右政府，在胜选之后就立即表示支持乌克兰；而匈牙利也加入了其他10个中东欧国家的行列，谴责普京用导弹大规模轰炸乌克兰，伤害平民。

倘若俄罗斯不发动战争，耐心等待，随着世界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乃至负增长，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在各国人口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时候，欧洲、美国，乃至第三世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朗普式领导人“。根据《时代周刊》的估计，到2030年，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瑞士、丹麦、荷兰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达到10.3%、7.1%、8.2%、5.4%、9.9%、8.1%、5.6%、10.2%，相比于2010年，穆斯林人口所占比例会普遍增加40%以上，甚至翻番，这还没考虑到气候变化、饥荒、自然灾害、极端贫困引发的难民以及移民潮。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西方右翼和普京不论是在对一些具体事务的浅层看法，还是在更深层的价值观上，都高度契合，他们完全可以结成同盟，而俄罗斯完全可以借机成为这个右翼联盟的“共主“。

然而现在，经历这场战争以后，虽然全球右翼崛起的势头仍将持续，但是这已经和俄罗斯没什么关系了。受到重重制裁、外交上极度孤立的俄罗斯，人才将大量外流，科学技术会被发达国家甩开数十年，整整一代甚至甚至更多俄罗斯人的未来毁于一旦。这个曾经诞生过普希金、契诃夫、门捷列夫、切比雪夫等伟大人物的民族，其人民极有可能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沦为和朝鲜百姓一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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