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我们是否误判了所谓的“美国危机”？

作者：王希  来源：文化纵横

王希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

刘文娟(访) | 《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辑部

导读

2020年末至2021年初的美国政治剧变，引发全球关注。可以说，美国也正经历着一个“百年未之大变局”。如何认识此一变局，不仅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更影响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把握。

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文化纵横》曾刊发美国史研究资深学者王希教授的文章《“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王希分析了美国总统选举困境背后的政治危机，认为可以把美国视为一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实验，而非终局性的必然结果，如此更有利于清醒认识美国政治之变。文章发表数月后，美国又发生了“国会山事件”、二度弹劾特朗普等重大事件。王希指出，“国会山事件”再次反映了民主和暴力如影相随的事实，利用暴力对民主体制进行攻击，是美国历史经验的一部分。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国体制的两个严重隐患：一是联邦三权之中两权(总统与国会)冲突升级，二是总统“一身两职”所呈现的宪法困境。但这种重大危机，也是美国“政治重整”的历史机遇，拜登政府能否把握机遇做出改变，还有待观察。

他认为，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问题，而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特朗普给美国留下了什么遗产，遗产之一就是用极端政治给了整个美国当头一棒，让美国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意识到国家的内部困境。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专栏特稿，由近期《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辑部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荣休)王希的书面访谈整理而成，在此向王希老师表示由衷感谢。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危机”?

《文化纵横》：2021年初美国政治出现的新情况(1月6日国会山事件及后续)，让人感觉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您曾在《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发表的《“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一文中指出：美国人民如何看待“美国实验”，美国人民是否对美国民主体制有足够的信心、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维系和捍卫这种体制，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会山事件的影响?这会改变您对“美国实验”前景的态度吗?

王希：《“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一文是在2020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完成的，所以无法预测到2021年1月“国会山事件”的发生。但此事的发生，的确令人感到意外。大选结果发生争执之后，有国内朋友问我，美国的宪法政治会不会出现危机。我列出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中一种是，1月6日共和党参议员“搅局”，阻止国会认证大选结果。因为1876年总统大选出现过难局，民主和共和两党在3个南部州相互指责对方舞弊，交给国会两套选举人票，由国会定夺，所以，在国会认证时挑战大选结果，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也估计到1月20日拜登就职时反对者会有抗议活动。2017年特朗普就职时曾发生过类似的活动，但我没有想到抗议者从外部使用武力冲击国会大厦、阻止认证的可能。

对于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大选政治的人来说，也不应该感到特别意外。大选开始之前，特朗普就拒绝做出接受败选结果的承诺，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不会输。自己不会输，就意味着对手不可能赢，而如果对手赢了的话，就一定是作弊。他的这种做法事先已经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让人觉得他不仅没有度量、而且还可能耍耍无赖。大选后他采取的行动——公然诋毁选举结果，散布大选舞弊的不实言论，在数州发起数十起法律诉讼案，给州选举官员打电话要求对方找出属于自己的选票等——在美国大选政治上从未如此集中地出现过。这一切实际上都为1月6日事件的发生做了铺垫。

在事件发生前一周，我去看我的牙医，他就告诉我说，未来10天将发生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要与我讨论这样的话题，我们之间只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事后想起来，感觉特朗普的支持者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做好挑战国会认证的准备，但具体采用什么方式，大部分人还没有想好，也许有少部分人已经有了计划，上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的材料显示，的确有一部分极端主义者事先做了使用武力的准备。

“意料之外”并不一定在“情理之中”。“国会山事件”并不一定要发生。大选之后，特朗普有许多机会去质疑和挑战大选结果，而且各州的选举法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事实上，从在个别州进行重新验票，到在各级法院发起选举争执诉讼，他都试过了，但没有成功。这些都是法律程序，并且各级法院的法官也不都是民主党人，有些联邦法官甚至是特朗普任命的，但因为特朗普的律师无法出示无懈可击的证据，法院无法进行审理。在这些行动失败之后，特朗普利用总统身份，在其支持者的集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其采用“街头抗议”(street protest)的方式，阻止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总统的首要职责是捍卫宪法和法治，这是他宣誓做出承诺的，如果因为败选，诉讼又不成功、施压也不解决问题，就发起街头政治，推翻现有的法律秩序，这本身就是将自己置于法治之上了，违反了美国政治传统的“情理”。

2020年大选及“国会山事件”是否会改变我对“美国实验”和美国民主前景的态度?我想应该不会。这一切本身就是“美国实验”的一部分，是“美国民主”的客观存在。我在文章中提出使用“美国实验”的视角来看美国，目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带一种先入为主的“偏执”心理来看美国，不要把美国体制、美国思想、美国政治或美国文化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存在，不要以情绪化的立场来解读美国现象或一厢情愿地判断美国历史的走向。美国民主的历史经历也是如此，它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有过催人奋发向上的进步，也有令人心灰意冷的倒退，非常复杂。如果要说美国民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没有必然的结果，没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特朗普也许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但在美国体制下，他很难做到。

美国民主是一种体制设计，其核心是承认利益集团的多元性，并力图在多元利益中通过合法、合理和和平的“谈判”达成共识。选举就是一种利益谈判的方式。并非所有的谈判都是和平的，美国内战就是一场血腥的谈判。“国会山事件”说明，21世纪的美国民主仍然要面临暴力的威胁。这个体制面临很多的问题，它是否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挺过“至暗时刻”，美国人民——“美国实验”的参与者——是否有信心地将这个体制延续下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的通识课上的学生通常不关心政治，但这次也密切关注政权交接。专业课的学生则显得更沉重，有学生甚至提出了抛弃两党制霸权的观点。此次事件对普通美国人的政治冲击可见一斑。

《文化纵横》：从“冲击国会山”事件，到特朗普被弹劾，再到拜登承诺疫苗对全民提供，美国现在发生一系列事情，是否有一个内在的逻辑?

王希：从去年11月到现在，美国政坛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很多人说是在看一场直播的美式政治大剧，不仅美国人在看，全世界都在看。不同的背景和立场的观众，自然有不同的解读，但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无论你多么厌恶美国，人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有的时候比本国政治更加精彩。这也许就是“美国实验”的魅力所在，它的好坏或成败，不止关乎到美国人的福祉，也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内部或外部政治。

这一切有什么样的逻辑贯穿其中?我并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观察，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表面上是一团乱象，实际情况却并不是特别糟糕，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前所提到的，“国会山事件”的确是意外的和荒诞的。在任总统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到国会进行抗议，听任抗议活动演变成一场对国会的暴力攻击，甚至威胁到国会议员的生命。事件平息之后，众议院启用宪法，第二次弹劾特朗普，而参议院在定罪时因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让特朗普再度逃过被定罪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是按宪法程序和政党政治的逻辑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危机事件，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它如何按部就班地处理危机。在第二次弹劾特朗普的过程中，我们仍然看到熟悉的两党对峙，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是在进行政治报复，民主党人则称共和党人将一党之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虽然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国会却仍然走完弹劾程序。有人也可能说这是两党在作秀，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展示宪法程序，无论如何看，特朗普必须在1月20日中午12点准时下台，拜登必须准时上任，这一点是做到了。

《文化纵横》：从中美经贸摩擦开始，我们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现在的美国，可能也在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认为这两年美国的变化，有没有超出其历史经验?对美国的政策执行是否构成冲击?

王希：暴力冲击国会山事件一定会被写入未来的美国史课本中。

上一次国会大厦遭遇暴力袭击是在1814年。当时正值英美“1812年战争”时期，英军侵入华盛顿，放火烧了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在内的建筑物。这是英美两国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武力冲突。这场战争巩固了美国的独立，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两个世纪之后，国会山再次遭遇袭击，袭击者自称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不无讽刺意义。拜登的就职典礼完全没有喜庆的气氛，首都华盛顿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我的一名学生是宾州国民警卫队的成员，被抽调到华盛顿去布防，执勤空余时刻还给我发来邮件询问课程的进度。即便如此，我认为这次事件对美国体制造成的伤害，目前看来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伤害。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伤害或伤害很轻。更大的伤害发生在思想和信仰深处。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摧毁了美国人的地缘政治安全感，20年后的“国会山事件”则摧毁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坚不可摧的绝对信心。

由此想到，在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中，很少讨论暴力与民主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暴力(violence)与民主(democracy)时常形影相随，早期尤其如此。你如果阅读反奴隶制或黑人争取权利的历史，会发现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美国内战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力冲突，但没有内战，就没有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新生。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战败的南部白人想要剥夺黑人公民的民主权利，组成三K党，对敢于参加投票的黑人和他们的白人支持者进行暴力攻击，用暴力手段维系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州和地方政权的把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利用包括武力威胁在内的手段阻止选民进行正常投票的事情也没有完全杜绝。所以，利用暴力对民主体制进行攻击，应该是美国历史经历的一部分。

此次事件对美国政府的执行力有何冲击?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我们很多细节还不清楚，但我觉得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对国会山遭到攻击之后48小时内的故事大书特书。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国会领袖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司法部、国防部和临近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政府进行协调，调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进行布防，很快控制了局面，并在几个小时内恢复了秩序。这说明，联邦政府的权力仍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特朗普仍然是在任总统。这48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国会领袖如何与相关行政部门进行联系和协调，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普洛西是否“越权”行使了总统的权力，捍卫国会山的权力是否一度处于真空状态等，这些都需要仔细的叙述和分析。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面临国家权力遭遇危险的时候，哪怕是象征性的，绝大部分议员还是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行使权力，部门首长也不是对特朗普个人表示效忠，这点表现非常清楚。

然而，国会山事件暴露了美国体制中的严重隐患。我在这里简单提及两点：一是联邦政府三权之中两权(总统与国会)的冲突升级，二是总统“一身两职”所呈现的宪法困境。

先讲第一点。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国会山事件说白了，是在任总统拒绝接受大选失败的现实，刻意挑战既定法定程序，鼓动民众到国会所在地进行抗议，对国会施压，企图终止国会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最后出现了失控，造成了暴力攻击国会的结果。总统的煽动性演说本身就是一种违宪行为，违反了总统就职的誓言。美国历史上不乏总统与国会对峙的状态。重建时期的安德鲁·约翰逊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为了反对国会提出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公然呼吁南部各州进行抵制。即便如此，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总统直接鼓动选民前往国会进行施压的事件，更没有选民在总统的鼓动下用武力阻止国会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国会山事件算是有惊无险，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发生，应该怎么办?除了第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之外，是否还应该有相应的终止总统权力的应急机制?现有的体制，基本上是为“君子”所设置的，虽然想到了人性有“恶”的一面，但没有预料到，“恶”可以在体制中被无限放大。

总统“一身两职”也不是新问题，但其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潜在威胁暴露得更加充分。众议院对特朗普进行第二次弹劾的罪名只有一条，就是他煽动其支持者使用武力攻击国会，罪证之一是他1月6日在白宫前举行的其支持者集会上的讲话。这段话有极为强烈的煽动性，众院公诉人力图证明特朗普的讲话与后来的暴力攻击有直接联系，但特朗普的辩护团队则极力为特朗普撇开责任，说这段讲话是特朗普在行使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抛开诉辩双方的立场不论，人们仍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作为在任总统特朗普当时究竟是在以什么身份对其支持者发表演说?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但败选的总统是否可以利用总统身份来发表如此的演说?特朗普在讲话中不断使用“我们”(we)，这个“我们”指的是谁?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美国人民”?他的话应该被当成是总统话语还是党魁话语?“党”(政党领袖、政党利益)“政”(总统职位、国家利益)双重角色的混淆并不是从特朗普执政开始的，但在他执政期间达到了极端化状态。然而，在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看来，特朗普的讲话毫无不妥，但这正是危险所在。

《文化纵横》：很多人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逻辑畸变的问题，而政府和精英阶层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王希：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我想知道，你讲的“美国目前的问题”是指什么。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或社会问题?美国的问题很多，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你说，美国目前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因“资本主义的逻辑“而起，我想可能有些过于简单。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假，美国的经济尊奉资本主义的信条，其政治原则也深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譬如对私有财产的捍卫等。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已成为人们认识美国的一种角度。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来提问，我们也许还需要考虑其他的相关问题：所谓“资本主义”是什么?21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有何区别?是不是同一种资本主义?美国在过去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改造?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影响或决定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是否还有其他的“主义”或力量?我觉得考虑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度和准确认识美国是必要的。

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要比资本主义的问题复杂得多。今天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与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它与美国政治和美国民主的关系是什么，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不久前曾为哈佛大学贝克特教授的《棉花帝国》一书写过一个前言，其中提到，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行，经过将近5个世纪的演变，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都已经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中来了，或者成了它的受益者、参与者和鼓吹者，或者成了它的受害者、批评者和反对者，没有人可以逃离它的影响。我同时还提到，资本主义也将几乎所有的国家卷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将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代理人、协调者或管理者。

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政府和个人的关系远比19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的时代要更为复杂。就美国具体而言，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遵循资本主义的原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金钱也继续影响着政治(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腐败)，但这些是不是就是美国政治的全部内容?美国国家的命运和美国所有人的福祉是不是操纵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资本家的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资本主义者是如何结盟的、又是如何维持他们的政治结盟的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有力的研究来说明。

“政府和精英阶层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一说也很有意思，值得探究。政府是什么?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是国会，还是总统?“精英阶层”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现在还要加上科技精英、社交媒体精英等，他们中间并不是铁板一块。我感到，你的这个问题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政府和精英是一个内部有共识的整体。这种情况在美国的早期也许是存在的。但现在是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是靠选举产生的，定期的选举将不同背景的“精英”带入到政府中来，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和长期分享共识的精英集团。当然，美国政治中有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但建制派不止一家，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只是反对民主党的建制派，他反对包括共和党、媒体、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政府官僚等在内的所有的“建制派”。造反有理，这是他能够吸引众多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我不否认美国政治中有“精英”阶层的存在，而且也认为所谓的“精英”分享一种自视甚高的优越感和力图维护其优势的本能。但美国的精英不是永久不变的，他们并且必须依附某种体制而存在，不断自我更新。政党便是这样的一种体制。在其他功能之外，政党也在行使铸造和延续政治精英的功能。政党的最大目标是赢得选举，保证执政。所以在改革与守成之间，它必须做出选择，顾及同时并影响选民的意愿。但推动任何改变现状的改革，都需要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政治精英首先要在内部达成共识，因选举所导致的变动给政党内部的团结与忠诚的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这些是美国政治面临的问题。

《文化纵横》：您认为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最大动力在哪里?可能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王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一个奉行法治的国家，改变政府或公共政策的方式仍然是通过政治渠道。舆论监督、民众抗议(包括社交媒体的发声)都是一种表态，目的是对政治进程施加压力，解决实质性问题还是需要经过政治程序，而不是诉诸暴力。按照建国者的设想，经常性的选举可以吸收不同时代的选民要求，政府能够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但当选举程序被政党垄断和高度工具化之后(《“美国实验”与“美国民主”》一文对此有讨论)，改革的动力会被政党政治消耗。这种情况正是当前美国面临的困境。

“国会山事件”后，众议院对特朗普进行第二次弹劾，迫使共和党就自己与特朗普的关系进行表态，有可能引发共和党内的分裂。分裂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带来一个新的共和党或特朗普党的产生，并不明确。但政治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会是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政治的一种现象，政党重组则往往会为新的改革凝聚力量。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19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奴隶制是否被允许向西部领土扩张的问题，民主党与辉格党构成的旧两党制被共和党与民主党构成的新两党制所取代。当时还有其他的党，如一无所知党、宪法党等，但因为奴隶制问题特别重要，压倒了其他问题，所以共和党能够将北部各派的力量统合起来，赢得大选，成为一个新的能够活下去的大党。1936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大萧条危机，推动新政，借机改造了民主党，完成了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政治重组，奠定了此后民主党的基本选民基础。换言之，重大的国内、国际危机会给政党重组带来机会和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过去4年的特朗普政治是否对美国民主构成了巨大的、即刻的、现实的危机?特朗普政治的继续是否会给美国民主带来更大的危机?这是所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美国人的回答与站队将决定美国民主的下一步走向。

《文化纵横》：据您观察，拜登政府有多大动力来改变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

王希：1月20日，特朗普打破惯例，没有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也没有公开承认拜登的胜选。即便如此，拜登表示出极大的克制，就任之前，就非常冷静地选择避免被卷入被特朗普死缠烂打的大选政治之中。就任之后，他专注利用总统行政权力，稳定民心，控制疫情蔓延，在国际上努力修复美国外交等。在众议院第二次弹劾特朗普时，他言行谨慎，守口如瓶，不发布个人评论。与此同时，他邀请两党议员到白宫协商如何制定紧急救助法案。从个人素质和执政风格而言，他与特朗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些对解决危机和改善美国的现状远远不够。拜登如果要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改革，包括经济复苏、移民法改革、医保普及、环保等，需要有国会的配合。

奥巴马在2008年上任时，也是雄心勃勃，有一大堆改革计划，但最后的成果十分有限，关键的一点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不予配合。经过特朗普执政之后，拜登面临比奥巴马更难的局面，而他的权力资源也是相当有限。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里占多数，但优势不足三分之二。两党在参议院则是平分秋色，各占50席，因副总统哈里斯可以在两党出现投票僵局时投下决胜的一票，民主党才得以成为多数党。从现在开始到2022年的中期选举，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是关键，如果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经济得到复苏，如果有几项重大改革性决策能够得到跨党派的支持，如果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和形象得到一部分的恢复，民主党则有可能赢得2022年的中期选举，保持多数党的地位，这对拜登后半期的执政会有重大的帮助。即便特朗普希望在2024年总统大选时卷土重来，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

《文化纵横》：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一直存在两种主张，在今天已经形成鲜明对立。您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主导美国政策方向的，会是哪一种?

王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两者的对立很早就开始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华盛顿在1797年卸任时提出的，终止于1898年美西战争时代，到20世纪初的一战之后，为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思想所取代。孤立主义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有所回潮，但在美国卷入二战和成为西方世界领袖之后就没有机会重整旗鼓，直到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的口号，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得以死灰复燃。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特朗普时代的孤立主义绝不是旧时孤立主义的重复或重演。美国并没有完全退缩到孤立主义时代，因为退缩是不可能的。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早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深深地嵌入在美国主导建构的世界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格局中，成为了一种世界利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最多是一种“卸包袱主义”，即尽量减少乃至摈弃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不再当“冤大头”，阻止“搭便车者”后来居上，本质上仍然是保持美国力量的强大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思想其实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形成，在特朗普时代表现得更为透彻和鲁莽。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任何总统，在21世纪都不会完全拥抱孤立主义，因为拥抱孤立主义、放弃全球化，无疑是一种外交自杀。

美国接下来如何走，现在难以预测，但一定不会退缩到孤立主义的路线上去。在国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拜登政府做出努力，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力图恢复美国的领导力，是否能够成功，还有待观察，美国关键还是得先处理好国内的问题。特朗普支持者的怨气不是没有理由的，需要严肃对待。如果特朗普的执政给美国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我想，遗产之一就是它揭示和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以极端政治的方式给了整个美国当头一棒，让美国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意识到这个国家面临的内部困境。

《文化纵横》：当前美国两党依然撕裂。未来，美国人还能否基于其宪法传统，在重大问题上进行谈判和妥协，最终形成共识并加以贯彻?这样的模式还能延续吗?

王希：两党撕裂是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症结所在，也是美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特朗普之后，如何重建跨越党派的合作，如何找到两党的共识，都是难题。我们知道，政党政治是18世纪的制宪者们力图回避的，但后来却成了美国政治运作必不可少的一种体制，已经达到不可撼动的地位。过去4年里，以政党划线的极端政治表现得特别充分，特朗普要负很大的责任，但他并不是这种政治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极端政治的发展、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是同时并进的。新保守主义起源于1960年代，经里根的整合在1980年代形成声势。1990年代中期，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与克林顿总统的立法谈判破裂，导致了联邦政府的关门，此后极端政治便成为一种模式，跨党派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少，重大的改革立法更多的是以党派立场来划线。2017年，特朗普挟大选胜利之威，迫使国会共和党人归顺于他，国会共和党人因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不得不与特朗普站在一起，跨党派合作的空间大大减少。所以，恢复理性的谈判政治，不光取决于拜登与国会之间的交往，更取决于两党内部的反省与权力重组。拜登是一个议会政治的老手，有丰富的政治谈判经验，在重建共识方面，可以发挥相当的作用。另外就是参众两院的政党领袖，他们如何想。他们是否愿意看到另一个特朗普的出现，或是否愿意以国家利益为重、形成一种新的“工作共识”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我想说的是，创建新的“国内共识”将会是美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任务，这不是仅凭拜登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或任何一届国会的议员的努力可以做到的，需要许多力量的共同努力，包括精英与大众、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都市与乡村、保守派与进步派在内。这看上去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创建共识正是民主体制的使命，也是“美国实验”的主要内容。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再回到“国会山事件”。从1月6日上午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我盯着电视，观看了整个事件，从特朗普的演说到对国会山事件，到最后参议院恢复认证的过程。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历史的人，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但这个经历也带给我很多的思想冲击。让我不止一次想起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政治。在当天的事件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混乱，但也有一些令人感慨的时刻。譬如，国会大厦的一名警察在与一群闯入者周旋的时候，非常冷静地将后者引开，保护了国会议员的安全，避免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更坏的结果——即闯入者将国会议员抓获并进行惩罚。另外一个情形也让我印象深刻，即骚乱结束之后的晚上，参议院立即复会，继续认证大选结果，有的共和党议员放弃了先前的立场，有的则继续坚持，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到结束。第二天，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当她看到参议院在骚乱结束之后恢复认证程序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为美国民主逃过一劫而感到庆幸。

她的反应让我思考许久，想到1860年大选之后美国分裂、进入内战的情形。当时，美国面临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性的危机，林肯主张自由劳动、反对奴隶制扩张，他的当选被南部蓄奴州认为是一种政治灾难。南北之间的分歧被简化成是要自由还是要奴隶制，妥协的空间全部消失，内战不可避免。美国目前的面临的危机也带有结构性和综合性的问题，但21世纪的美国不再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联邦政府不再是一个羸弱不堪的政府，经过两个多世纪积累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明也不会被随意摧毁。但美国人的确需要找到新的共识的基础，需要为建立这种新的共识而努力，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必须共同面临的挑战。

关于作者

王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 (1993) ，哈佛大学杜波伊斯研究所博士后 (1993-94) ，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4- ) 。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十九世纪美国史，非裔美国人史，美国宪政史，公共史学。著有：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1997, 2012)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增订版，2014)。译有：《美国自由的故事》 (2002, 2018)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 (2010, 2017) ，《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 (1863-1877) 》 (2021) 。曾任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主编 (2003-2014)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 (OAH) 国际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2008) 、特聘教授 (2008-2020) 。

来源时间：2021/5/3   发布时间：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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