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从董云裳提到的中美两个失去的机会说起

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在近日举行的中美智库媒体高层论坛上，美国国务院前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透露出两则信息【董云裳：中美关系中的错误和错失的机会】。那就是中美两国曾经携手同行，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建设、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等领域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她以其外交亲历和职业感认为两国同样“错失”过两个机会。

其一是在“9•11”事件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希望让中国更多地成为全球舞台上的合作伙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副国务卿则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但是，董云裳认为“也许中国不明白，这是美方真诚的努力，目的是促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生变化。也许中国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不想把用于国内事务的精力分散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无论如何，美方这一邀请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二是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双方明确中美将努力寻求合作关系，避免冲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一努力很快也因各种扑朔迷离的事件、误解和美国人感觉到的中国与美国相处方式的改变而夭折。

本文认为，董云裳的亲历与感受非常重要。实际上，根据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主管阿仕顿•卡特（Aston Carter）的记述，当时美国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主要因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序列很清楚——盟友、朋友、伙伴和对手。虽然美国遵循古老的教训“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不可动摇的国家利益”，但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为此，“新型大国关系”容易让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产生误解，是否中美两国走向大国共管（G2）的模式。鉴于此，中美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猜疑和竞争逐渐地压倒了各自领导人为走上更有成效的道路所做的初期努力。

的确，董云裳的叙述需要进一步“文献”的佐证，但也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在国际关系史上，包括1949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历程中，因为误判对方的战略意图或传递重要信息的方式欠“妥”，从而错失战略机遇的事情也有过发生。例如，从施多辛格（John Stoessinger）到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一代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如果当年（1950年）传递中国领导人立场“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能袖手旁观”给美国政府的国家是苏联或英国而不是印度的话，也许美国领导人会认真考虑；如果当年（1971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把邀请美国领导人访华的信息是由西方盟友而非通过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进行传递的话，也许中美接近更会提前。同样，在第一次金门炮战之后中美启动了华沙大使级谈判，中美两国代表定期坦率会晤并相互交底，避免了华盛顿和北京1958年（第二次金门炮战）和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在台海问题上因为误判再度发生危机。

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些相关学者试图从历史经验中寻迹当年崛起大国德国与守成大国英国最后走向战争的诸多原因。其目的之一是要探究为什么两国在外交对话中未能有效达成共识。但凡熟悉国际关系的人都知晓，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固然重要，但是至今在约束主权国家、尤其是对大国而言，如何有效地执行国际法显然仍存缺陷。为此，大国之间的战略共识通常可以在三个方面起到制约作用：其一、规定彼此能够接受的底线（包括各自的利益与目标）；其二、共同接受现行的国际秩序；其三、确立追求有限目标及其合法手段。诚如基辛格所说，国际共识可以理解为主权国家基本接受的国际规则以及各国追求其外交目标及其实施手段的国际框架。遗憾的是100年前的英德两国未能达成这一共识。由此，19世纪末期仍为海上超强与金融霸主的英国在面对来自美国、德国以及俄国这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时，英国的政治家们最终把志在崛起的德国视为“挑战现状”的国家。

基辛格在其经典之作《大外交》中对当时德国的思想描述令人深思。德国这个后起强国与其他欧洲列强相比缺乏某种共同认同或整体凝聚力。例如，此时的英国已经形成了牢固的自由传统；法国更是充满普世博爱的激情；甚至奥地利也有建立“普世仁慈帝国秩序”的情节。然而，历经三次战争而完成统一的德国却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安全感。即使在19世纪末它已经雄踞欧洲大陆成为第一强国时，德国依然如此。可是，虽然它的领导人在地缘安全上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在外交谈判上却过于较真甚至执拗。当英国提出希望与德国建立松散的战略伙伴关系以针对俄国的威胁时，柏林当局执意要求建立明确的大国关系。当这一“合理”要求被拒绝之后，迷信武力且追求绝对安全的德国只好把其命运交给了一个除了战争一无所知的军事集团。一战之后，英国资深外交官阿瑟﹒尼克森（Arthur Nicolson）在回忆英德两国走向战争的原因时写道，就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而言，德国人远高于英国民众。但是，就两国外交行为而言，出于对其全球既得利益的维护，英国领导人常常表现出温文尔雅并且含蓄地处理国际争端。相反，崛起的德国始终急于实现其世界大国之梦。因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它处处表现出急躁甚至与他国为敌。这些并非耸人听闻。历史学家弗列德里希﹒斯尔伯格这样写道：“由于地理上、族群上以及历史上缺乏统一的归属感，这导致了德国人在外交上热衷追求英雄气概或者战狼精神。”鉴于此，高尚的国家利益常和“铁与血”或“优越种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提出宏伟的外交战略目标后却没有具体的计划去实施。这样，德国的外交政策经常被人们理解为是一种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追求。

显然，当年的英德案例在许多方面并不适合今天的中美关系。但睿智的人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经验教训，这里的教训之一可能是处于竞争状态的两国领导人需要明确指出他们对双边关系发展的期望和他们的政府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至关重要。值得庆幸的是，7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及卓越人民的国家。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结果导向的关系，以及在防务领域建立沟通渠道，消除风险。我在多个场合与中国同行进行过交谈，年内希望能作为国防部长首次访问中国，以促进与中国在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建立必要的危机沟通机制，以及强化我们在国际体系内公开竞争的意图。”同样在21日，中国官媒（CGTN）报道，中国外长王毅明确表示“南海是中国和所有东盟国家的共同家园（common home）”

本文不想在此进行猜测，但非常同意董云裳的看法：那就是在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能够给各自国家，而且也能给全世界带来更多的红利和发展机遇。毋庸置疑，鉴于两国都是大国，中美双方都在寻求各自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国梦与中国梦。显然，这并不容易。但关键问题在于中美两国能否达成战略共识并在共同发展的框架下努力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来源时间：2020/7/23   发布时间：20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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