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中美关系应重返佐利克框架

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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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了解中美关系演变的人都不会忘记,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处于近乎隔绝状态时期,两国政府仍然在1955年开启了中美大使级会谈,而且设法维系了16年之久。它最终被誉为“外交史上最长的马拉松会谈”。这一称号虽有调侃的意味,但仍记载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即使在对抗年代仍然不会放弃战略思维来考虑双边关系及国际格局。鉴于此,今天所谓的两国关系正以“自由落体式”的速度下滑乃至“脱钩”之说,多少有些新闻媒体的味道而非外交专业的见解。毕竟,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全世界总量的1/3以上,而各自的核武器具有的威慑能力和破坏力更会让各方三思而行。因为两国政治家的战略决策关乎于当今世界和平与21世纪的发展前景。

近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他告诉那些试图加剧中美两国对抗的群体,“不要低估两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的外交成果及其影响”。这位曾在里根和两届布什总统阁内任职的高级官员属于“建制派”的核心人物,对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战略意图比较了解,因此代表美国政界中倾向于与中国合作的力量。据说,当年他曾对中国大陆同意与台湾分别加入世贸组织的“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尤为赞赏,认为中国人创造的“双赢”概念显示出中国政府勇于加入世界体系的决心和诚意。从此,国际社会不仅欢迎中国成为全球化世界体系中的负责任成员,而且逐步认可中国是未来世界事务中“利益悠关方”的现实。其实,笔者认为,管理中美关系最好的框架是佐利克2005年作为副国务卿提出来的。在那个演讲中,佐利克提到郑必坚提出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并谈到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崛起呢。他说,“今晚,我建议美国的应对是为了协助培养建设性的行动,我们应该改变我们持续了三十年的相向而行的政策:我们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人的攸关者。作为利益攸关者,中国将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它会跟我们一起维护这个使它有了今天的成功的国际制度的维护者。”【Tonight I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U.S. response should be to help foster constructive action by transforming our thirty-year policy of integration: We now need to encourage China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China would be more than just a member – it would work with us to susta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has enabled its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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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2005年的中国与2020年的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中国的快速而全面发展所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不稳定,美国政府中的“鹰派”急于在“安全、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四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甚至“遏制”中国的未来发展。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着肆无忌惮的不断攻击和升级对抗,甚至借用历史轮回的妖术来赌咒当今崛起大国重蹈前苏联的结局或者中国古代王朝的命运。其激烈程度与恶劣手法让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惊。

实际上,在此次抗击疫情初期,中国政府既无力也无心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唇枪舌战。相反,中国从一开始便希望借此“危机”来显现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及其可能的胜利。这不仅可以解释中国领导人对成功研发疫苗所寄予的厚望,而且的确有利于推动中国领导人提倡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诉求。可是,自3月和4月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控制疫情和疫情在西方的扩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明显地从“非理性的欢呼雀跃变为气急败坏的绝望”。于是,美国一些“意识形态的斗士”竭尽所能地攻击中国体制包括其领导人。这一现象在冷战之后实属罕见。不可否认,中国的一些媒体进行了过激的口诛笔伐,一些驻外机构也参与对西方国家污名化中国的反围剿而以“战狼外交”而著称。结果,中美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质疑或讥讽。这的确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安全、贸易、投资以及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不言而喻,在缺乏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猖狂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或安全隐患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威胁国际秩序与合作。

然而,尽管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对中国予以遏制,而且包括一些具体的举措,但它并没有像在40年前对苏“冷战”期间提出具体的结果。这对战略决策而言,更像是发泄某种不满情绪。对此,佐利克指出,美国的“新冷战”角斗士们难以真正地推动遏制中国的战略诉求。如果他们细心地研究此时的中国与整个世界各地区的广泛而密切的多层次联系,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现实经济来分析,美国已经失去了二战之后甚至苏联解体之时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此外,虽然此刻美国比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显强大,但是摧毁中国或以武力搞垮中国执政党也非美国的既定战略目的。换言之,美国大兵绝不会为形形色色的反共斗士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及其几个铁杆盟友确有实力制裁中国,但是他们也精心地考虑为此必然付出的代价。其实,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哈佛的贝尔福中心等——一直不断地探讨这些问题而且已有成熟的阐述。他们认为,遏制中国实属下策;而疫情爆发后重弹遏制中国旧调更是异想天开(fanciful)。显然,执迷于历史轮回妖术的群体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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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美两国之间的确曾兵戎相见,例如,在朝鲜战场与越南丛林;更不要说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抗。但是,美国建制派中仍然不乏主张与中国合作的声音和派系。幻想着美国振臂发起讨伐中国的十字军运动的人们,不仅充分暴露出对美国政治文化与民众诉求的肤浅理解,而且缺乏丝毫的政治素养。这个源于欧洲、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后人不会轻言摒弃“没有不变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因此,中国政府曾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以推动解决伊朗与朝鲜核武器问题。从2000年至2018年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90个制裁决议中支持了182个,其中不少是美国及其盟友提出的议案。不仅如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维和部队,协助美国成功解决了苏丹达富尔发生的大屠杀惨案。现在中美两国仍在协商加强在非洲的安全治理。

除了上述安全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根据佐利克的观察,中国连续15年是美国商品出口增长最快的目的地,而且在汇率上倾向与美方合作或交流。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明显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合作。这一点已被著名的美国“中国通”麦艾文所证实,那就是崛起的中国表现的更像一个守成国家而非推翻现状的国家,尽管北京希望自己在国际舞台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应得的尊重。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鹰派应该接受300年前中国曾经领先于他们的事实,随着地缘均势发生转变,这将是必然结果。西方国家无需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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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志在崛起的中国是否应该考虑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及那些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中既得利益国家的感受和担忧呢?答案是肯定的。80年前,汉斯﹒摩根索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一书指出,任何健全的外交政策都必须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具体实力以及各自的战略目的是否相兼容而非排斥。具体地讲,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国都将面临找到有效战胜此次新冠病毒的疫苗,并且与世界各国分享。中美两国都需要恢复各自的经济,但是没有两国的合作以及世界经济的总体恢复,中美经济的复苏也是步履艰难。考虑到美国债务重重,它与中国的合作绝非所谓的“安全困境”而是双赢结果。总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重新找回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度和影响的方法不是现行的遏制中国而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或曰与中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其实,这也正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印太战略伙伴希望看到的中美关系。比如,李显龙最近著文指出中美两国都面临如何管控双边关系的挑战。他说,“如果美国选择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就有可能引发反弹,使两国走上长达数十年的对峙之路”;如果中国决定“成为一个不受制约的大国,为所欲为,凭借其绝对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取胜”,那它“也要冒着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强烈抵制的风险”。换句话说,两国的领导人如果不仔细推敲自己的政策,不认真推演自己的决策的后果,华盛顿和北京不仅会两败俱伤,还会把世界拖入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新冷战角斗士们还迷信当年单枪匹马地击败苏联的神话是不切实际的孤芳自赏,是对历史的误读。苏联的解体源于其自身的战略决策与僵化的经济体制;而欧洲(北约)盟友与1972年后中国与美国的协作关系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基辛格、约瑟夫﹒奈等人对此一直予以肯定。因此,美国推动遏制中国的新冷战行为无异于唐吉坷德式的武勇,最终不会再现苏联的解体,也会被其盟国所质疑甚至拒之门外。

同样,中国虽是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但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也是一个新崛起的国家。由此,中国不仅有责任熟悉现行的国际规则包括外交风格与礼仪,而且也应设法避免崛起国家的通病——其他国家的不同看法极为敏感,动辄就拿出自己的百年屈辱为今天的张狂辩护。其实,高压式的“群体”反击不仅不会赢得其他国家的半点尊重,而且会让他们质疑崛起国家的高尚倡议与原则是否可信。通常,追求民族伟大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时时重申这一理念,处处彰显每一成就,也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这如同一个拿到最高(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值得被点赞一样。但是,如果他处处意欲彰显博士的光环,时时声称履行博士的责任与担当,也会让人们联想更多。毕竟,国际社会更倾向尊重那些默默地履行一个国际公民的责任,即使有钱有势,也能够低调与他人相处。也许,这是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志在大国地位的国家应该谨记于心的常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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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回到佐利克的中美和世界框架,因为这才是现实和可行的管控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好设计。今年早些时候,佐利克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中美仍互为“利益攸关方”的文章中说,

“陷入中美冲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

“作为利益攸关方进行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利益攸关方也参与竞争。对它们之间分歧的处理应在提供共同利益的更大框架内进行。

“当我在2005年选择‘利益攸关方’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利益攸关方在一项共同事业中拥有利益。这种利益值得为之努力,甚至是坚持不懈去保持、适应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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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9   发布时间:2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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