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竞争的中美关系是更正常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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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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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黎来源：中美印象

–再议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文化因素

喧嚣的5月终于过去，其中能够载入史册的大事记应是美国版的“5.20声明”和特朗普总统的“5.29讲话”。的确，这两则声明吓坏了一些“宝宝”，同时也给某些群体带来了鼓舞。紧随其后的则是更大的震动：从风景如画的明尼苏达州传来了“我难以呼吸”的呻吟。确实，美国现在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但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个地球上最先实践了近代欧洲人文主义理念的国家一定能渡过眼下的双重危机。其实，种族问题与社会财富分化是任何社会存在的通病；而种族歧视已经在美国存在了几百年，因此它也有相应的处置能力和经验可鉴。

图片说明：美国警察在白宫外

然而，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前景并不乐观。众所周知，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它涵盖了历史文化、地缘安全、经济利益以及世界秩序治理理念等诸多因素。尽管打着各类旗号的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笔者坚持认为，像国际关系、尤其是外交政策问题，首先应该聆听并研读那些具有外交知识和经验人士的分析，尤其是涉及到美国外交政策更是如此：因为那些直接参与美国外交政策或安全战略的精英们，不仅有良好的专业训练而且有相对可信的国际经历和视野。近日，亲历了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深刻指出，正是美国的仇外者和敌视中国的人们试图加快逆转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他认为，新冠病毒既不是两国争吵的起点亦不是原因，而是一种催化剂。但是，“它严重地损害了连接两个社会的诸多纽带，同时却受到一些鲁莽的中国人和美国一些狂热反华当权者的支持。”为此，傅老呼吁鉴于人类正依赖唯一且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球为生，尽管美中两国存在分歧，但他们必须找到互惠互利的途径。况且，这不仅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而且在中美两国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希望看到两国相互依赖关系的终结，从而被迫在二者之中进行选择。

图片说明：傅立民大使

傅立民认为，眼下的美中关系正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糟糕时刻，但是这种倒退尚未达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两国在台海危机中的敌对程度。鉴于此，少数心怀冷战思维的美国狂热分子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基于美国内部政治的需要。在当前紧张而敏感的氛围下，美国两党都将继续参与对中国的指责，即便他们都无法真正从中受益而且必将损害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也不顾。更糟糕的是，这一情况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失控。西方国家应该在重视个人自由和群体表达的同时，尽力通过宗教原则、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意识来有效地保持“集体”的诚实。相反，无论是不诚实的报道还是不负责任的指控都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和限制。

与此同时，现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陆克文（Kevin Rudd）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文(点击这里查看陆克文文章）指出，当前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将导致国际社会继续而缓慢地滑入国际无政府状态。这样一种缺乏全球治理机制的“无序状态”，将对全球秩序、世界领导、国际影响、国际话语权的讨论甚至争论都带来冷战的迹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位曾任澳大利亚前总理的“中国通”同样指出，自2020年初中国突发疫情时，美国政府建制派中的“鹰派”可谓是弹冠相亲。著名的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Meade）却无辜地成为中美论战的躺枪者。其实，他对此次疫情的判断远远逊于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精辟分析。结果，他被武断地列入批评中国的群体之中。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终于开始坍塌；甚至断言中国的发展充其量是这个时代的巨大地缘政治泡沫。起初，这些“鹰派”的想法是，由于“对信息保密的痴迷，在新冠爆发初期的应对失误，以及全国范围内不断涌现的经济衰退”，中国政权行将瓦解。在这突如其来的“不战而胜”情形鼓舞下，难免一些人迷恋着历史轮回：大清帝国的坍塌或苏联解体的再现。

图片说明：前澳大利亚首相、亚洲协会政策委员会主席陆克文

可是，陆克文接着指出，自3月和4月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开始复苏和疫情向西方扩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明显的从“非理性的欢呼转变为气急败坏的绝望”。有些评论愤慨地表示，大疫情有可能帮助了中国，使其在与美国进行的地缘政治竞赛中取得胜利。这种担忧源自中国“狡猾地”重述关于病毒起源的原因，中国模式在抑制疫情方面的高效，以及北京方面在疫情期间对外援助的一系列行为。在一些具体情形下，中国和美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斗士们”，他们竭尽所能地相互攻击。但事实上，中美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都可能从这场危机中减少而非提升。尤其是这一结果可能导致国际社会持续、缓慢而稳定地滑向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且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国际安全、世界贸易、流行病管理等方面。在缺乏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各式样的猖狂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或安全隐患正在威胁着国际秩序与合作。

毋庸置疑，无论是傅立民、陆克文还是中国大使崔天凯，他们均不否认，即使疫情之后，在美国方面，重返2017年之前与北京进行“战略接触”的政策已不再可行。对此，基于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和全美范围内对新冠起源问题上的普遍愤怒情绪等因素，如果特朗普取得连任，这将意味着更大程度上的美国与中国脱钩，甚至把已经开始遏制中国的意图具体化和常态化，尽管特朗普个人的介入有时会产生一些乐观的迹象。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战略竞争（以及某些领域的脱钩）也将同样持续下去，但有可能在气候、疫情以及全球金融稳定等特定领域保留一定的合作空间。总之，无论谁当选或无论中美竞争以哪一种方式展开，两国的关系都将更具对抗性。

图片说明：纽森大使，先后出任美国驻利比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大使，2008年去世，享年90岁。

那么，如何理解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乃至它的整个外交行为呢？笔者30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其国内民主政治与其对外行为的不一致性常常困扰着我。当我读到了美国资深外交官和学者纽森（David Newsom）的专著《外交与美国民主》时，却被他的坦诚与深刻的分析所“洗脑”。美国学界大佬对此书的评价是，“但凡希望了解美国民主制度下的外交行为，必读此书。”纽森认为，就美国国内传统而言，外交通常成为国内政治、尤其是党派之间争论的话题。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自建国伊始就拒绝把外交视为超越党派之争而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行为。相反，美国人在政治文化上对权威的排斥或对政府不信任的传统导致他们对职业外交官的抵触。因此，当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其外交政策也自然成为两党相互攻击的领域。今年恰逢美国大选，中国问题必将成为两党相互指责的替罪羊以及吸纳民众支持的议题。

其次，历史上，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国内治理的相对成功以及科技创新颇丰，美国民众对他们的国家非常骄傲。因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处处让国旗飘扬的国度，举办独立节的盛况也是首屈一指。据纽森回忆，甚至当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抵达某个受援国时也要展现国旗和高唱赞歌，这让那些驻外大使们倍感脊背发冷或者尴尬。然而，美国国民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群体。结果，骄傲和敏感让美国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常常表现感情用事，包括不能容忍任何对自己伟大国家的批评，即使是来自与当地政府不着边际的调侃行为。否则，任何美国政府在海外的“软弱”行为会被其国内政敌作为攻击的把柄。因此，彰显大国的实力才是国家应有的气概。当国家安全成为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时，强调美国保持超强的军事实力成为民众的普遍呼声，即便像艾森豪威尔这样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警告防止美国外交政策被“军工-商业联合体”所控制也无济于事。总之，美国必须强大并且有责任过问世界任何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社会上，但凡对美国人的体育热情缺乏了解的人都难以理解美国人的海外行为：那就是“美国必须赢”。如果把这种国内的竞争意识运用到国际外交中，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心态的趋势下，笃信“天定命运”的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迷信拥有超强的实力就能够战胜对手。如果输了，美国必须重新赢回。否则，美国必须设法自我改进自己，“美国第一”就是王道。当年，里根就是依靠煽动美国民众的激情才得以坐上总统的宝座。

最后是凯南曾经批评美国人持有的道德立场。由于相信美国的历史使命和慷慨无私，美国人倾向把复杂的世界划为“黑白之分”，追问各国与谁站在一边。冷战时期，美国对“中立”国家常常予以讥讽和攻击，甚至采取了多起颠覆政权的活动。这种简单粗暴的心态和手法至今犹存。纽森写道，在他担任美国大使期间，每当在国会作证时，常常被国会议员大佬们问及的一个可笑而可悲的问题就是：“他们站在美国一边吗？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言下之意，凡是与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必须反对美国的敌人和对手。

基于纽森大使对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文化的论述与思考，我们审视一下目前的疫情以及中美关系中的四个竞争领域，不难看到两国关系很难回到过去的现实。其实这也许是件好事。首先，国家之间关系越正常就越稳定。回顾过去70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蜜月关系”、“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都没有超过20年的，因此，中美关系历经40年后转入一个新时期也是自然的，包含竞争因素的双边关系关系可能比天天把“双赢”作为座右铭的关系更正常。其次，一个崛起的国家也应该表现出相应的成熟和淡定。凭借中国当今的综合国力与巨大的潜力，任何试图孤立中国的努力注定失败，如果不是自我孤立的话。第三，只要中国自身拥有可靠的核威慑能力（credible capacity，即有效地摧毁敌手一次与一百次打击是同样的效果），守成的美国也不会放弃与崛起的中国进行对话与合作，就连刚刚出台的美国“520声明”也同样指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孤立与世界舞台之外的企图。当年的美苏关系就包含竞争与合作。那些企望中美之间相互厮杀的各色群体，或是心智不全或是内心不轨。毕竟，新“冷战”远比任何形式的热战好。只要相关大国，无论是三极还是五极，具备捍卫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接受“自己生存也容得他人生活得更好”(live and let it live)这一箴言的话，一个相互制衡的国际体系仍会在前进中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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