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 王昊辰：明朝，文化，大国的兴衰

作者：洪朝辉 王昊辰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明朝的兴衰历来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郑永年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洪朝辉教授与王昊辰先生的问答让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从万历年间六个人的经历谈到了一个王朝走向毁灭的开始，又从个人的能力和性格谈到文化的沉淀及其对国家兴亡的影响。他们不仅用明朝这面镜子看满清何以在四十年内就成了共和国，共和国又何以在四十年内成了世界老二，更试图用明朝这把尺子去张量美国今天到了“朝代周期”的哪个阶段。他们的对话有趣，深刻，发人深省。文章原标题“重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文章为问答形式，洪朝辉问，王昊辰答。根据2020年3月28日第一期纽约聊斋云沙龙整理。】

（一）概论

问：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首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英文版，然后在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但在中国公众中的影响不大，直到2017年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问世，才从走红到发紫。这本书的写作比较独特，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而是以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这个没有什麽大事发生的年份为入口，着重记述六位VIPs的功过，包括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大学士申时行、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和文人哲学家李贽。你能否简单地给大家启蒙一下这六位VIPs的ABC？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黄仁宇）

答：首先我想利用几句话介绍一下这本书有趣的地方，洪老师刚刚讲到本书既不是编年体，也非纪传体。我认为是一本夹叙夹议的实录，叙事的部分史料大部分来自神宗实录，而议论部分更是黄老先生的点睛之笔，虽未有天启崇祯朝的风雨飘摇，也未有嘉靖隆庆朝的大起大落，然而却见微知著地描述了风因何而起，云从何而来。

下面这几位就是大名王朝风起的风向标。首先，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宫廷和内阁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地方和军队的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万历皇帝作为整个明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此书中的一条主线，贯穿着庙堂朝野，也反映着君臣秩序。

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阁老则是一前一后辅佐万历帝的宰辅重臣，其中张居正是锐意改革权臣，红极一时。而申时行则是太极高手，擅长调和矛盾，维护稳定。值得一提的是两者都没能善终。

另外一条线则是地方与军队，首先是我们的超级大网红海瑞“同志”，作为一个奇怪的道德典范出现在明朝官场，之所以称之为同志，是因为连海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死后300多年，还能掀起另一场政治波澜，发动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这里不做细说。戚继光，彪炳史册的抗倭英雄，军队改革的先行者。然而，在书中描述的结局也是令人唏嘘。最后李贽，这人大家并不熟悉，其实，换一种描述，如果他基于心学的思想体系能够更加出世和成熟，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或者约翰·加尔文，可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体制，以及儒家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妥协性，成为了一名无价值的殉道者。此六人也可以是明王朝的风向标，立于青萍之末。

（二）万历皇帝

问： 现在我们按照黄仁宇的叙述顺序，一一点评这六位的是非功过。首先是万历皇帝，在位最长，48年，【1572-1620】，万历15年时，他是24岁（1563年生），等他1620年死后，正好又是24年时的1644，明朝归西。他可谓是一朵首鼠两端的奇葩：在1582年，张居正去世前的10年，他是明朝改革的旗手，如果张居正是推手的话。张居正去世后，他全面怠政，甚至整整28年不上朝，创中国皇帝的最高纪录。

有关万历，我有三个小问题请教：第一，他与文官代表张居正和宦官代表冯保的关系。君臣关系有两类：一是当皇权强盛时，皇帝就把文官与宦官当玩具，玩弄于股掌之中，或平衡或利用，或恩或威，或恩威并重；二是当皇权衰落时，皇帝自己反被文官和宦官所玩。万历属于哪一类？他是否有一个先被人玩，后玩别人的演化过程？

第二，万历与张居正的关系。第一阶段，万历非常信任张，几乎百依百顺；第二阶段，却无情地灭了张居正，甚至不管人死为大的基本伦理底线。问题是：哪一阶段，万历是真的？还是每一阶段，万历都是理性的？

第三，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要维护权威，只有两招，一是要大臣爱他；一是怕他。但要大臣爱他，不可控，你不能用刀逼着大臣爱你；但要大臣怕你，可控，只要把刀架在大臣头上，他们一定怕。所以要大臣爱你太难，而要大臣怕你比较容易。万历年间的大臣，对这个长期不上朝的皇帝更多的是爱、怕，还是既不爱、也不怕？

答：首先万历皇帝并非雄主，也非暗弱之君。换句话讲，他不属于这两类中一类，他是一个典型的化身君主，与之相对的则是真身君主，类似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般开疆拓土，立不世之功。或者有如汉献帝，宋徽宗那样失地辱国，沦为傀儡玩物。

首先他有着一个标准皇帝的成长轨迹，接受着完善的儒家教育，甚至可以说他早年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君主，在《明实录》中，其早年的形象为锐意进取，朝乾夕惕，勤于政事。在他成长过程中最重要三个人，孝慈皇太后在幼年塑造其性格，老师张居正则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导师，赋予其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基本素养和能力，而大太监冯保则更多的作为其个人想法与皇帝意志的接口，执掌司礼监传达大臣的票拟与皇帝的批红。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让万历后来变成了一个近三十年不上朝的“虚君”，有两个重大变故，第一个便是张居正之死，以及其身后事的清算。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作为一个皇帝的三重身份，既是儒家的道德典范，也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一个拥有真情实感的普通人。

所以综合来看，重用张居正在情感上是因为其作为万历的政治导师，在价值观上会有一定先天的契合，在政治上的变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在财政上的危机。然而张居正死后，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必然会引发反对派的集体清算，而万历皇帝为了安抚朝局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政治妥协，清算得越彻底，对朝局稳定也会越有利。然而同时在个人情感上，也是万历皇帝第一次认识到了文官党争的残酷，与其说是对张居正的失望，不如说对文官集体的失望，以及对现实的无力。

所以洪老师所提出的前后两者行为，并不矛盾，作为一个君主有其理性的判断，然而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其精神世界的挣扎。我们讲一个男人在事业上受挫，往往爱情在他的生活中就会变的更加重要，这个时候万历皇帝的白月光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人就是郑妃，二人读书写字，谈经论道，也是朱翊钧一生中难得的享受天伦夫妻之乐的时光，并诞下一子，朱常洵。也就是这个小皇子，为大明王朝打上了第一个死结。爱屋及乌，万历皇帝欲立其为嗣。

然而这与文官集团要求立长子朱常洛更加符合法统的理念相左，因此引发了皇帝与文官一系列的拉锯战。看似立何人为嗣已不是关键，而是皇帝与文官在争夺法统和路线上的最高解释权，皇储的废立是文官对于个人政治前途的一次重大考验，所以太子的废立也是一群人拥戴的结果，不可能完全按照万历皇帝本人意愿。

显然朱翊钧不如他的祖父世宗嘉靖，在当初的大礼议之争中，全力罢黜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而万历则在一拖再拖无果下，最终妥协。这种妥协造成的结果，万历开始长达他三十年的怠政，从此尽可能地不再按照文官所规划的那样，履行皇帝的义务，深谙儒家规则的万历皇帝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文官们实现忠君爱国的理想，同时也将仕途进退的道路彻底凝固，而掌舵者角色的缺失，大明王朝也丢失了其变革政治路线的最后可能，只能根据既有的惯性逐渐江河日下。

（三）张居正

问：对张居正的功过，史学家大致有一个定论：既是能官，也是贪官，既大力革新，又滥用私臣、任人唯亲。尤其是他两次要求汤显祖做他两个儿子的导师，方便他们考取进士，作为交换，作为首辅的张帮汤考上进士，但两次都被汤拒绝后，竟然导致大才子汤显祖生生落选。而且，一条鞭法最终把鞭子抽向了广大农民。为什么古今中外，一个能人，很难不是坏人？同样，在美国一个好总统与一个好男人很难统一？

答：聊到张居正，其实从这个问题切入很好，这也正好说明了张居正这一类人两个主要特性，所谓能人即能改变时事，扭转乾坤；所谓坏人，或是不遵常理道德，或是杀伐私欲难平。从逻辑上来讲这两者确实存在内在联系，从客观上讲，能人多为破局者，打破现存的利益平衡，必会有杀伐。往往也会违背现存的价值观，于公，其必然不会是个老好人。

然而从情感上讲，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大多数能人也有个人私欲，为建不世之功，封妻荫子，拜相入阁。这样看来，于私，虽古之圣贤有之，但是大多数还是要满足个人的名利私欲，所以在圣贤史官看来也就像个坏人了。所以在我看来不是能人一定是坏人，而是其作为和功业把其坏的一面放大了。

那么作为破局者的张居正，所遇到的问题在于整个帝国，虽然经历200年的发展，然而其财政结构还大量保留明洪武时期实物税的传统，且财政收入大量缩水。而200年来所供养的宗室、内廷、冗官、冗兵却成几何趋势增长。官制陈旧，入不敷出。此时张居正作为一个破局者则拥有得天独厚的身份，身为帝师，拥有皇帝得天独厚的信任，我们从皇帝为其丁忧夺情的事件中，可以看到皇帝是无条件支持他的。作为内阁首辅有行政上的话语权，可以自上而下的推行考成法与一条鞭法，并取得显著效果。与大太监冯保结为政治伙伴又有制度上的便利，得以政令通行。他俨然以大明教父的身份出现在朝野。然而即便拥有极大优势与显著成果的张居正改革，为何又很快人亡政息了呢？

好政策成功执行的手段与执行的人至关重要。首先从一条鞭法来看，税收改制，由于信息不畅通，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导致大量的税粮积欠，催收又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执政压力与社会矛盾。而说到考成法，由于现实系统的行政效率与改革的激进做法，导致文官集团由于高压分裂，从而又会升级为不顾官员前途的道德问题。所以原本循序渐进的改革，在改革派手里变为其邀功晋升的政绩，而在保守派眼里变为激化矛盾的诱因。加之缺少得以续存的法制和技术手段，根本上还停留在人治的层面上。所以当政治强人去世后，文官集团的分裂和对其个人的清算也就是如模式般的发生了。

张居正作为一个破局者，拥有打破局面的魄力、地位和条件。然而有破无立，其所立之法，虽然收一时之功，然而缺乏现实有效的操作手段，难以为继。其所立之人，也同出自文官集团，依然刻板遵循道德规则，变法成果也变为其晋升阶梯。破局者的有破而难立，使得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后起死回生的机会。

（四）申时行

问：首席大学士申时行是个有才，但圆滑，善于调剂折中，长袖善舞，提倡“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里有两个小问题：第一，美国的领导管理学把领导人的工作性质分成两种：一是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确的事情；二是do things the right way，按正确的方法做事。皇帝这类领袖和帅才们主要是干正确的事情、决定正确方向，大臣和一些将才们主要是按正确的方法做事，讲究程序与过程。那么申时行属于什么的干活？

第二，美国管理学专家和猎头公司把美国大学的院校长们分为两类：一是hunter，打猎的，不断向外拓展、创新，例如，美国大学校长主要玩三件大事：找大师、盖大楼、筹大钱；第二类是farmer，农民，主要是对内耕耘，管住后院不起火，有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的意思。两类人才没有价值判断，只是各自定位不同。

如果张居正善于hunter, 申时行是不是善于做farmer的料？是否当弱君出现，首席大臣需要是个hunter，但这样常常出现功高盖主；当强君出世，就需要一个善于守成、维护内安的大内总管？申时行与张居正相比，是否属于不同类型的两种leaders?

答：如果前面我们讲到张居正是破局者，那么申时行我更愿意把他描述为一位协调者。身处张居正一样的高位，然而并不是像其前任一样拥有强大的权柄与意志去进行锐意改革，而是尽全力去调和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的分歧。作为一个尽力守成的farmer类型的人物，其深谙所在的文官集团的属性。

此时文官已经从明代初期的行政的工具，演变成了社会与国家行为的最终解释者。其大多在阳的一面标榜忠君爱国，身体力行，遵圣人训，为家国天下风险毕生理想。然而在阴的一面，所标榜的道德伦理或是成为攻击政敌的武器，或是成为晋升仕途阶梯，有时也会成绑架皇帝的绳索。然而，深谙此中阴阳的太极大师申时行，则小心翼翼的开始处理张居正所带来的的影响，并且试图去弥合前者所带来文官集团的矛盾，最明显的表现是取消了争议最大的考成法，相比于张居正，他更加愿意投身于官员的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

然而前文提到立储事件，却也标志着其苦心经营的和谐社会的失败，作为协调者的申时行，因为一道向皇帝妥协的密折，成了朝臣眼中曲意逢迎，皇帝眼中首鼠两端的小人，这也是文官道德标准所不容的。他的辞职致仕，也标志着继破局者的改革失败之后，协调者所维系的君臣关系，所维护的正常运转也宣告失败。

在此不得不评价一下申时行的角色，按照一个经典的说法，他首辅的角色就像是当家的媳妇一样，在上的君主就像是公婆，要侍奉好；身边的同僚就像是丈夫，要周旋好；而下面还要治理整个国家的大小事务，就像是孩子，要照顾好。家当好了会做媳妇两头瞒，除了纰漏问题则是两头难，被休出妻也就是意料之中了。从另一方面讲，作为当家媳妇的申时行，其在位期间也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时政问题，例如河工与边患，也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处理政府事务，从中调剂，长袖善舞。然而无奈一己之力，回天乏术。

（五）海瑞

问：如何评价清官海瑞？一世清廉、自负清高、道德洁癖，作为一个南京都御史，竟敢上书骂嘉靖皇帝，结果锒铛下狱。自西汉以来，尤其在明朝，文官中出现将正直当商品的节奏，就是用命来换名，充满理想，不惜身家性命，死谏，就是为了流芳百世。明智一点的皇帝如唐太宗，偏不成全这些酸气冲天的类似魏征一样的儒生想做烈士的伟大理想，不杀你，但对他们的道德说教只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我的问题有二个：第一，中国的死谏文官去哪儿了？什麽时候消失的？第二，儒生的道德情操能补强专制制度的不足吗？能延长皇朝崩溃的寿命吗？

答：首先来讲，能，所谓用道德代替法律，缺乏有效的制度来运行社会，这是黄仁宇先生所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缺陷，但我个人认为，这有些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彼时农业社会的问题。其实儒家所提倡的很多正面积极的东西，在客观上为国家稳定提供了一方精神基石。

首先，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的原因。其次，在当时社会识字率普遍低下，仍以农业劳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庞大帝国，推行有效的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自汉以后，历代很难再以真正的法家治国的原因。最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阁六部来维持政府运行，科举选拔精英，乡绅管理基层，这种制度在当时世界来讲，不可否认，仍是最先进的管理制度。

然而凡事总有利弊，道德文章的经典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僵化禁锢了思想的萌发和流通，甚至产生了一批极端的儒家教条主义者。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这位海瑞同志。一封《治安疏》博得直言死谏的道德模范的美名，也因此官运亨通，无论是虚职的翰林或者通政使，或者实职的巡抚，所凭借的不是其出色的执政能力而是所拥有的道德商标。起初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海瑞都有着对于网红一般的追捧，然而真正到了其参与到日常政务处理同僚的关系的时候，却又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融入文官集体中党派利益的小圈子。

在此很明显地体现了文官的阴阳两性，阳的一面对于完美道德的追捧，海瑞恰如其分的符合所有条件和预期。但是对于潜规则阴的一面，海瑞则难以适应，其无论是在日常执政方式，还是处理复杂同僚关系上，其所表现出的主观教条却显得格外理想化了。对比张居正，正好相反，前者是希望通过改革找出适当的政治出路。而后者则是力求恢复洪武年间的旧制。

然而洪武初年那种简朴立国，文官仅作为执政工具的角色出现的理想社会难以重返。复古者海瑞美好愿望面对的则是一个用思想道德武装到牙齿的，然而又盘根错节充满利益交集的文官团体。虽然与张居正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希望通过教条改良让社会变得克己复礼，然而最终结局却更如镜花水月一般。作为一个复古者，将圣人礼教作为行事标准和执政准则，最后的结果也必然会背离现实，难以走出死局。

（六）戚继光

问：戚继光的军事名著《纪效新书》表现了他的军事奇才。但生不逢时，明朝的主旋律是重文轻武，所以，抗击倭寇的英雄只能与文官之首张居正交好，成为张党的坚强后盾。从拆字学而言，人可以结群（君+羊），但不应该结黨（尚+黑），君子不党，或者君子群而不党。明朝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党：顾宪成的东林党、魏忠贤的阉党，还有齐楚党、昆党、宣党、秦党。

我的两个小问题：第一，戚继光内搞“戚家军”，任将唯亲，外与文官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由此是否导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蒙尘？

第二，历史上，武将很少有全身而退的，这是否意味着武将一旦与朝内党派结合，一定是成也党派、死也党派？戚继光在张居正在世时，得意洋洋，一旦张去世，立即被作为张党一员而革职，如何解读这种现象？

答：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无论史官秉笔还是后人评说，对戚继光的最大评价人们记住的只有四个字——抗倭英雄。相反我认为戚继光的个人成就其实离不开张居正或者说文官集团的支持，其个人虽然不能极尽哀荣，但是也避免了岳飞、年羹尧式的悲剧。

谈起戚继光必要说到抗倭，早期的明朝东南的倭患已经到了几十个倭寇如入无人之境劫掠数地，杀戮近千人的事实，由文官主导的明朝庞大的军队体系难以应对日本倭寇职业化的军队与先进的制式武器以及组织严密的战术。戚继光的最大贡献在于并非大名鼎鼎的鸳鸯阵，而是其背后一系列改革建立的征兵体系。制定可操作的规范，以募兵制的职业军人，代替传统的军户制度，明确赏罚制度。而随之应运则是一只能够与倭寇对等作战的戚家军。

然而作为一个创新者，其改革严重破坏了文官制度的利益，并且其又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所以招致了大量忌惮和弹劾。如果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出自文官的利益与地位。

如果来看当时明朝的国防体系的三个角度，军备，军政，军令来理解军队建设，从军备上来看，明朝地方部队和野战军装备粗糙，训练落后，纠其具体原因在于资源的调配权主要由文官把握，资源大多集中在宫廷禁军。加之整个帝国在这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导致明朝整体军队建设停留在半业余状态，难以改进。从军政方面，军队的人才的选拔体制主要是依靠军户继承和传统的武试，并没有在军事理论文化水平上有很好的训练，无法为职业化提供保障。从军令来看，明朝则属于文官带兵制度，压制武将发展空间，只要未到危机时刻，文官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升迁，而创新性改革计划则会被束之高阁。

另外从制度上来讲， 文官和武将处理问题的根本方式截然不同，文官主张保守中庸之道，而武将则重在执行，以军功获得地位。由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加之文官系统的日益成熟，军队的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军人无论是现役的或者退役的都得不到妥善的待遇。官僚系统所重视的是文书以及言论，这与军队长期培养的执行力背道而驰。

所以回到戚继光本人来讲，他创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张居正的支持，在文官集团中铺平了道路，后者作为文渊阁的首辅，拥有绝对的权利去调配资源，变动人事。戚继光的改革看似是新技术新思想的成功，究其背后真正原因依旧是文官团体的支持。作为武将势力主要是依附于文官的阵营，一方掌权则自己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既是宋朝以来重文轻武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对于军队地位的界定。不能成为独立的权利体系和拥有明确的权力核心。然而戚继光的改革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文官系统所努力保证的平衡体系，所以很自然的随着张居正的去世而人亡政息。所以结党有时并非为了营私，于公于国有时也要有党可依，才能有事可成。然而往往，党之不存，功业和成就也就随即消失了。

（七）李贽

问：李贽又是一朵奇葩，以海瑞的对立面出现，企图做一个思想启蒙者，他坚决反对假道学、痛恨贪官污吏、反对重农抑商，斗胆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马窦进行了三次宗教交流。但自己却在万历16年（1588）削发为僧，而且大量收刮非法收入、任人唯亲，典型的双重人格，“双标”人物。他所受的教育，都要求自己为公众服务，先天下之忧而忧，但一旦面对现实，大多先天下之乐而乐。最终自杀于监狱。你怎么看这类文人？

答：谈起李贽，相比于前面几位，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李贽的经历并不是很出众，出身泉州商人家庭，举人出身，早年仕途坎坷，因家中贫困丧失一双儿女。中年得任姚安知府，而后致仕。而有意思的是在于他并未像一般致仕官员一样回乡耕读，而是选择了游历四方，最终在佛堂讲经。这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耕读持家，尊孔敬儒的传统显得格外离经叛道。他发现自己所接受的道德体系的教育，与经历官场所观察到的现象恰恰相反。本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衮衮诸公，却都在蝇营狗苟，党同伐异。

于是李贽专注于著书立说，其著作涉猎儒家经典解释，文学描述，伦理哲学以及历史资料解读。期中很多甚至畅销一时。其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在于对人性善恶的探寻，迫切的想要论证，读书人能否把阴中的私利与阳中的道德找出一个调和点。这与前文提到的申时行不同，李贽所在的位置上，更多的是从思想和理论上出发了。

如果讲到思想和理论，有意思的是，李贽所提出的善恶，在起初儒家原始思想体系中并没有明确解释，取而代之则是仁的概念，温和而慷慨为仁，之后达到一种去私无我的境界，成为行动思想的最高标准，并且成为儒家的终极奥义，在之后，孟子进一步完善了其思想体系，提出性善论。但是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儒家和鲁迅笔下的儒教其实是两个概念，它只是一个行为准则，而经过后世的不断演化，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强行将儒家与天道运行规律结合起来，之后两汉所衍生的谶纬经学，再到后来程朱理学，最终演化为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律和不可撼动的经典权威。到了明代，官方又强化继承了这一体制，此时也是中国最保守僵化的时代。

然而，事情并不绝对，僵化的时代也催生了一批勇于追求真理的学者，比如王阳明、陆九渊等。他们读书，但是不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认为真的天道是存在于人的内心，而不是理当中，人们追寻时间的规律应当追从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后世所称之的心学。

其实这也和当时在欧洲出现的路德宗和加尔文主义非常的相似，人们都开始内心的觉醒，对真理的讨论。然而由于儒家在中国仍然把握着主流思想和官方资源，并不能激起社会改革。即便到了明末烽烟四起，天下飘摇的时候后，知识分子完全缺乏了像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那种气吞万里，金戈铁马的豪情壮志。因为朝廷后来党争实在太严重，导致真正想做事儿的人根本挤不进权力核心。

我们回到李贽，他的学说既遵循王阳明心即理的基本原则，又在历史观上大体符合儒家的传统学说。在承认客观上面又不完全遵循于心学的规律。在对于政治与经济建设中其非常主张实用主义，对于张居正非常的推崇。李贽并没有像王阳明一样，创造出一个自成体系的学说理论，究其原因还是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妥协性，未能跃出雷池。

所以其命运也就和张居正如出一辙了，提出一种哲学思想或者主政方略易，具体化的实行则是有着现实的难度。在现实中，明帝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以儒家学说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在具体执行层面，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道德和主观判断，一切以道德教条为核心，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根本。对于张、李二人同样追求自由和立志改革的愿望来讲，这是被时代所不允许的，自然会被扼制。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洪小结：上述六人的人格和领导风格，在古今中外都能找到影子：万历属于首鼠两端之君，善始不能善终，晚节不保；张居正是改革能人，但不是道德圣人；申时行是妥协大师，阴阳兼有，不仅将谎话说得像真的一样，更能把真话说得像假的一样，最后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话是真是假；海瑞有道德洁癖，但也常常用至高无上的道德绑架别人，这样的人往往叫好但不叫座，学不来。【我曾提出做人应该有三条线：上线是道德，只有5%的人可以达到，类似海瑞同志和雷锋叔叔一样；下线是法律，也只有5%左右的人会犯法坐牢；中线是亚当·斯密给定的，那就是自利不自私，利己不损人，这个大概是90%的你我他。】戚继光既有枪，又主动让权贵指挥他的枪，最后，有枪的还是打不过有权的；李贽号称反对假道学，但他属于儒释道的那一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既是王阳明泰州学派的信徒，又是削发为僧不出家的佛教徒。

总的来说，明朝的文官已经形成所谓的“三思文化”，一直影响以后的为官之道：思危、思退、思变，而不是西方官员所推崇的另外三思：思进、思新、思想。

（八）万历朝政简评

问：现在我们跳出对这六个个人的功过评说，从宏观上讨论一下万历的气数。

西方史学界有一个关于朝代循环的理论(dynastic cycle theory)，朝代的寿命与人的寿命类似，分五大阶段：第一是儿童时期，朝气蓬勃；第二是青年时期，8、9点钟的太阳，充满理想和活力；第三是中年时期，力量到了顶峰，但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就出现了中年危机；第四是老年时期，走向衰落；最后，走向死亡，为下一轮的新朝代让位。

运用这个朝代循环理论，美国这个帝国的顶峰是否已过？如果已过，达到顶峰的标志性事件？1993（第一次伊拉克战争）？2001（911事件）？2008（金融危机）？还是2020（大瘟疫）？同样，万历年间标志着明朝到了第几个时期？有人认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际上亡于万历。你的高见？

答：首先对于美国，这个问题我确实不好回答，因为这个国家迄今为止拥有着其它文明难以比拟的武器，那就是想象力。在这里不单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很多惊世骇俗、标新离异的大手笔往往也出自美国。我们讲石油美元是想象力，星球大战计划是想像力，互联网高速公路是想象力，包括可能现在的川普当选，本身可能也是一种想象力。

这种从0到1的想象力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很难用一般事物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国运。但是来看现在的美国面临诸多问题，军费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加大，党争日益严重，左右翼矛盾加深，包括最近显现的老人政治。整个社会确实急需要更新的想象力。

那么将视线拉回大明王朝，明朝之积弊并非一日而存，与其说明实亡于万历，不如说是败亡的现象开始显现于万历朝。咱们书中所讲的六人，虽然都是一时人杰，然而也是回天乏术。只能看着惯性一步步的开启帝国的最后的终章。究其原因我总结了三个方面，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是文化上的僵局，以道德为帝国运行标尺的文官集团，往往也拥有着对道德的最终解释权，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道德时而成为标榜个人的标签，时而成为掩盖私欲的工具，又或者成为攻击政敌的武器，整个执政团队就在高喊口号与党同伐异的过程中裹足不前。而求真务实想去做改变的人，往往又被视为异类，难以在党争和极度务虚的道德争论中生存。万历皇帝的怠政将皇权彻底虚无化，使得最终裁判皇帝的角色也出现了缺位。最高评判标准的丧失，使得大明王朝的文化精英就在僵局和争吵中耗尽了最后一点儿国运。

第二就是财政困境，相比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财税的积弊就更加显而易见，首先是朱元璋过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希望建立一个世代稳定，流动性极小的小农经济社会，农户军户商户世代传承，流动性的缺乏很难推动大的经济变革。此外相比宋元时期的已经出现的萌芽的商品经济和大量的货币流通，明代反而倒退到了繁杂的实物税和劳役，着实降低税收的效率，同时也影响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优厚的宗室供养制度，日益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及历朝历代难以比拟的庞大的太监群体，使得明朝原本脆弱的财政更加难以维系。顺便一提，大明朝要是有钱给李自成开工资，崇祯皇帝或许会换个体面的死法了。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内阁司礼监制度，明朝司礼监作为皇权的延伸，而内阁作为文官的权利中心同时存在，很容易出现二元的权力中心，一旦皇帝缺乏足够的政治手腕，那么极容易造成太监与文官的权利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明朝会有像魏忠贤、王振这样的权阉的原因。其次是文官集团内部，之前也多次提到的党争，非汉即贼的对立思想以及专门搞精神文明建设的做法，很难提供一个开放务实的政治环境 。最后就是到了万历朝，皇帝位置的缺失，也彻底抹杀了自上而下做出改变的可能性。

问：最后，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高招打破封建王朝的持续循环、冲破封建王朝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专制王朝是否存在起死回生的出路？

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存在的，那是社会的多样性和我前文提到的想象力。这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后来的清朝。在传统印象里，清朝总是丧权辱国，积贫积弱。然而，我们必须关注一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鸦片战争也好，太平天国也好，甲午战争也好， 这每一场都足以让以往王朝灰飞烟灭的动荡，清王朝不但奇迹地般活了下来，而且还有了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和戊戌变法。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外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让封建社会的中国拥有了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反过来又让清朝从文化到经济变得比以往历朝历代都具有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也不是因为经济崩溃，当然皇帝的下场也比明朝的要好很多。那是因为他能比别人干的事情多，能使用的手段多，当然打破循环，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想说的了，拥有了想象力之后，就会思考过往的经验，我们视为圭臬的文化与道德是否仍然具有普适性。儒家思想曾为汉以后的王朝提供了完美的统治方案和思想框架，然而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将陷入停滞和衰退。

我们不妨大胆的假设一下，民主选举、自由至上、天赋人权这些价值观已经存在了将近400年的历史，而当今权力和资本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媒体、信息、数据优势，再加上技术力量的加持，普通人的心智越来越容易被周遭设计好的事物现象所影响，无论是选举还是投票，结果通过这种方式被操控成为了可能。那么现在所信奉普世价值，是否要重新考量，自由还是真的自由吗？民主还是真的民主吗？

（九）宏观反思

问：最后，我有两个宏观的问题向你请教。问题一：黄仁宇的一大贡献是把明朝和古代社会结构比喻为submarine sandwich ，三明治结构。上面是文官集团，以内阁首辅为首，他们空谈误国，大而无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下面是一批无组织、没素质的农民、刁民；中间则是千年不变的儒家伦理道德，君君臣臣之类，但就是没有法制，没有人权，更没有技术提供可操作的政策，用虚伪无聊的仁义道德代替法制，对违法之事极力掩饰，并被美其名曰：忠厚、责任、顾大局、识大体，忍辱负重。他们喜欢居高临下地高调鼓吹：you should do this; 但不能、不愿也不敢提出：how to do this.

这种三明治社会，有三大基石：一是以中央集权为核心体制，二是以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三是以文牍主义为管理方法。这些以道德为核心的儒家体系，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许有用，一旦碰到天灾人祸、瘟疫盛行的时候，立即出现三大失灵：道德失灵、制度失灵、管治失灵，最后一定被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打败。

对此，黄仁宇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和死结。对此，你有何高见？

答：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前文穿插的谈过了一些，我始终认为，这个问题要辩证地去看，乡绅以及乡绅阶层诞生出来的文官，在当时无疑是社会运转的重要齿轮，而道德则是这些齿轮与其他零件的润滑剂。在生产力低下并缺乏科学管理方式的时，其作用可以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但是当社会发展，齿轮和整台机器都在变，而润滑剂没有变，相反可能快过期了，这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问：问题二：我们在批判封建王朝时，总是强调制度缺陷，却很少讨论制度背后的文化。专制制度的祖宗是专制文化，它有比制度更为强大的滞后性和稳定性。我曾在2015年的书中（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提出影响今日中国发展的政治文化，可以归纳为3C文化（孔孟、中共、权力资本）（Confucian Culture, Communist Culture, Power-Capital Culture），如何寻找一个共同的参照系，来总结3C文化的相同性呢？可以用第四个C（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中的三大要素，来观察它们三者的类同：包括个人自由、社会参与和宽容理性。

在这里，我们需要追问：文化与制度，哪一个更重要？到底那个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大软肋？也就是说，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文化，还是制度？经济学里有两个学派：制度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一个强调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一个强调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假定：假定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文化、道德、价值是否存在补充、甚至主导的可能？

诺奖得主诺斯认为，制度不是外生，也不是中性，坚持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内生性的和非中性的作用，对此，我们是否也可以照样画葫芦，强调文化是否也不是外生，更不是中性。Does culture matter?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研究中国积弊不是一时能讨论清楚，不如我来反着聊一下，什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我认为是文化。我谈一点儿，就是市面上一直有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那就是西方是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大航海、工业革命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而像中国、日本这种国家是属于跳级了，直接从封建社会一步就跳到了现代国家。

从清朝灭亡到49年建国一共才短短40年时间，所以西方人总是认为亚洲人不行，有劣根性，但是其实反过来想想为什么我们能那么快地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很多人把原因都归结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但其实这些都是次要因素，归根到底是中国社会本身就有这些先进思想，其实我们总说中国人不爱思辨，不爱动脑子，但是其实中国是有这些先进思想的，而且这部分人还不少，甚至一度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无论是魏晋玄学、陆王心学、唐朝的三教开放，还是后来清朝的实学，都是中华民族或者整个东亚文化圈灵魂的一部分，只不过都是零零散散，没有成为主流而已。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不可能说s美帝、苏联支援支援你，你就起来了，经济上可以拿别人的，制度上可以抄别人的，但是思想文化上的东西只能是自己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要不然你接受不了现代化的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所以你们发现，世界上厉害的国家要么就是古希腊这一派，要么就是华夏这一派，没听说哪个部落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不是因为脑子笨，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缺少了从原始到现代这千百年来的思想积累和传承。

（十）结束语

洪总结：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英文题目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他在书中提到：萬曆15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因为上上下下充满诡异的两面性：皇帝，一方面勵精圖治，另一方面怠政玩乐；首辅，一方面獨裁，另一方面調和；高級將領，一方面富於創造，另一方面習於苟安；文官，一方面廉潔奉公，另一方面貪污舞弊；思想家，一方面極端進步，另一方面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15年的年鑑，是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于是，使我想起1859年出版的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坏的时刻；这是最光明的时代，这是最黑暗的时代；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下地狱。最后，在万历死后24年，崇祯”英雄就义”，明朝寿终正寝。轮回继续开始。

王总结：儒家中所念及的君臣父子、天地五伦也曾指导我们的民族创造了不朽的辉煌。经典中的家国天下、生死大义也曾指引我们的先辈们度过黑暗，兴灭继絶。一个民族笃定的经典和信仰本就是一代代传承和进化的结果，不管是什么中年危机，我相信也会梅开二度。最后借用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一句话，给岁月以文明，于是宇宙洪荒便有了意义；给文明以岁月，于是我们依靠历史拥抱未来。

（听众问答略）

来源时间：2020/5/22   发布时间：20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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