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麦艾文是美国最好的“中国通”之一

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2020年4月30日，《中文印象》发表了王黎教授题为“切忌把美国的“中国通”进行模式化分类”的文章，受到读者好评。在这篇文章里，王教授告诉我们在他看来，美国目前最懂中国和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把握最准的“中国通”是麦艾文。如果拜登当选，麦艾文或许还能重返国安会，甚至去国务院做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然，眼下预测2021年的事跟当下试图说服美国跟中国一道构建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一样是不现实的。文章投稿题目为“读麦艾文论‘中美关系转型’一文有感：再论美国的’中国通‘”。】

（图片说明：这张照片反应了麦艾文当年在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左边坐在沙发上的是麦艾文，右边第一人为拉塞尔（Daniel Russell），他是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第二人为多尼龙（Tom Donilon），奥巴马的国安会顾问。）

5月18-1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终于降下了帷幕。显然，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召开的此次国际会议不同以往，并将留下其特殊记忆。不过，会议的结果会让一些抱有热望的群体感到大失所望，特别是那些试图在合众国旗帜下提出“为民请愿”追责病毒根源并鞭挞被指控为隐瞒疫情的崛起大国的多国联军。他们中间既有迷信历史轮回的人，也不乏希望重演“卫星上天与红旗落地”悲剧的人。这些人（称他们是学者也无妨）坚信一条定律：但凡敢于冲撞美利坚老大的政权迟早都会分崩离析。显然，这种对历史的误读乃至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误解不是来自英美大学“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结果。本文介绍一位与刚才提到的那群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中国通”，看看他是如何看待与分析中美关系转型的根源及其走向，以及作为“建制派”的前官员和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大国竞争的。他就是乔治敦大学沃什外交学院的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

麦艾文成长时期恰逢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独领风骚进入低谷。在越战失败的阴影下，美国青年确有迷茫，但更多的是开始反思。麦艾文属于后类。他先就读于缅因州的贝茨学院 (Bates College)。虽然这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博雅学府，但他毕业后坚持远赴英伦三岛继续完成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业。这点说明他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学术和事业的悟性：即从全球视角及国际体系的演变去了解国际事务，包括未来的大国关系。尽管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的阴影，但是麦艾文决定把中美关系作为他未来的研究方向。毕竟，在这个“衰而未落”的曾经世界超级大国——英国，他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历史教训与治世经验。几年后，麦艾文凭借其具备的知识体系、厚重的学术积累以及精辟的分析能力入职美国兰德公司。2009年，他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蒙、朝事务，并担任过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15年，麦艾文因故突然宣布辞职，由此引来一些猜测。不过，在美国长期实行的“旋转门”体制下，具有专业教育背景且熟谙国际事务的知识精英们，动辄会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由而拂袖离去。此后，麦艾文一直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从事教学。虽然中国学者吴心伯用“有知识无经验”来评价这位“中国通”，但这不过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言。美国著名的鹰派人物、前国防部次长阿施﹒卡特(Ash Carter)对麦艾文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颇为赞同。

针对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的逆转，麦艾文曾在2019年撰写了《论中美关系基础的转型》(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该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2019年秋季；点击这里下载此文。)一文。作为一位熟悉历史与外交政策的美国“建制派”学者，他深入浅出地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绝非历史“轮回”之妖术能够解释的，更不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公的“韬光养晦”之教诲而促成的。言下之意，这样的解释不仅违背国际关系的本质，更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变相侮辱。

麦艾文在文中坚持认为，历经40年后，中美关系的确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中国正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虽然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守成国家，但随着许多驱动因素的演变，中美关系正朝着更具竞争的方向发展。或曰，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互不信任和利益竞争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正在改变此前两国互动中的相对角色。这首先表现在整个亚洲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与中国的崛起同时日益提高。例如，虽然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有“北约”，但是它在东亚也有五个盟友。此外，世界十大常备军中有七个来自亚洲国家，八个已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因此，21世纪的亚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配角。鉴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以及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乃至印太地区转移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他对“时和势”的审视之外，麦艾文对中美关系陷入双边竞争根源的分析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安全、经济、技术和治理理念。首先，安全竞争对中美两个大国而言不难理解。长期以来，中美对不同安全利益的管理策略包括改变行为、修改要求和期望、容忍分歧、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双方为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创造了空间。如今，中美安全局势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第一，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中美相对能力的总体差距已经缩小，而且限制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尤其是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军事优势。中国在新兴国防和商业技术上的大量投资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军事优势。因此，这些变化加剧了安全困境。第二，虽然过去数十年中国强忍美国及其同盟的活动，但是现在面对可能有损自身利益的美国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潜在的越南）的行动，中国为了提升其安全诉求而日趋愿意付出更大的成本。

（图片说明：在白宫供职的麦艾文）

其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雄心及其经济决策和方式导致许多结构性力量的变化，并因此加剧了双边竞争。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专注于创新驱动力增长，双边经济互动在本质上变得更具竞争力。麦艾文明确指出，中国从2005-08年开始，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更新和推广。中国政府着眼于在高科技领域确立其主导地位，并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结果，中国的产业政策削弱了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实力，特别是当美国把这种经济竞争纳入国家安全考虑中时，两国的经济竞争就变得更加复杂且令人担忧。

第三，在技术层面，中美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都认为两国早已进入长期的竞争，他们力图主导对未来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技术，其中包括半导体、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自动驾驶车辆、人工智能、最新通讯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与遗传学。显然，这些技术与一个国家的创新、生产力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这些方面的落后必定导致其在21世纪无力和无法控制全球经济。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技术竞争不仅是谁将主宰这些关键的高科技领域的问题，更是决定谁将主宰国际事务的关键。显然，各国都会担心对方使用这些技术做什么。中美之间谁掌握了上述高新科技，谁就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优势向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治理模式和价值观。

由此引发中美两国在第四个领域的竞争：全球治理和各国对本国治理方式的选择。麦艾文认为，公平地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受到自身危机的挑战。特朗普对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即对盟友慷慨相助、对国际机构全力支持和对多边协议坚定履行深表怀疑，入主白宫后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力主“美国第一”，猛烈批评国际机构并退出联合国的一些组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开始减少。相比之下，当下的中国更积极地表达了参与捍卫、改革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愿望。从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扩大在现有国际机构中的作用，并建立新的机构，寻求给现有的区域机构注入新的活力，并着手起草有关网络安全和北极等新兴安全问题的规则。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能够利用其举国体制的特点，在经济阻力和外部压力中重新校准。这也正是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软肋。

（图片说明：去乔治敦大学教书的麦艾文）

除此之外，麦艾文还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坚持的观点，即中美关系面临的全球治理核心挑战是，两国都是选择性“修正现状”的国家，或曰，双方都想改革现存的国际体系，但原因不同，方式各异。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担忧是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的，尽管它受益于这一安排，但这一秩序的设计保证了美国在与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关的决策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会阻碍甚至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修正这一有先天缺陷的国际秩序在中国看来合情合理。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的那样，“美国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出于剥夺权利和应得权益，而是由于传教热情、不断发展的全球利益和不断变化的美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结合而生。由此产生的关于全球秩序的形态和轮廓的竞争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为双方都认为另一方的行动对他们所憧憬的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威胁性和不稳定性。”

以上是对麦艾文在2019年分析中美关系基础转型的原因进行的概括。实际上，他的文章体现出厚重的历史视角和理论分析。这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方略强调的“审时度势”，更接近现实国际政治的分析路径。因此，中美两国之间形成的相互认知已促使双方从对冲战略逐步转向更明确的竞争战略。至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最初三十年里，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可控的。但近年来，美国人倾向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持一种更负面的看法。他们甚至认为，在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的丧失和市场份额下降方面)和工人(失业)所承受的的经济成本远大于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也正在增加。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需要时间发展经济、实现军事现代化，并积累综合国力，在主要对外关系上采取低调和基本合作的态度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其日益积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抱有信心，更加强调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自力更生，渴望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更有作为，将自己的影响力投放得更远。结果，北京越来越担心美国采取试图遏制甚至破坏中国民族复兴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们相信中国能够承受与美国的紧张和摩擦(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全球联系和形象)，越来越不相信中国能够或者应该如此依赖美国。上述这些言行催化并不断加剧了与美国的对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是因为他对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的脉象非常清楚，麦艾文特别反对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鲁莽和粗暴。虽然麦氏并不主张美国接受中国的所有条件，但他在4月15日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指出，此时的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应该从最近召开的G-7外长会议上未能达成联合声明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那就是，强大的美国需要盟友和伙伴。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能仅凭其实力和财力的规模与慷慨支配和控制国际局势，它还需要更加注重如何“吸引”其他国家接受所提供的安全和进步的公共产品，并一起投入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维护和促进。一个行为鲁莽且对中国“甩锅”的美国很难赢得自己的朋友和盟友的尊重；相反，一个主动与中国合作并且推动国际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的美利坚，才能够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中再次提醒世界各国美国的领导力犹在。这才会是美国的最大成功所在。

麦艾文的这一建议不仅让那些期盼自己国家陷入历史轮回的学者们相形见绌，而且也让任何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思考如何在有效地服务自己国家的同时，不乏让“环球同此凉热”的爱心和信念。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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