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世界疫情與论会影响有关决策吗?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疫情下的世界與论一波三折。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一方面有不少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表达了同情，进行了援助；另一方面，民间排华情绪也开始发酵，海外华人被辱骂、被殴打时有发生，还有一些西方人冷嘲热讽，认为这是黄种人病毒，似乎与白人没关系。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国外疫情开始爆发，中国不断向疫情严重国家提供援助，一些国家的舆论发生变化，不再嘲讽、谩骂中国，如骂过中国的意大利人转而感谢中国。然而，世界疫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预期，太多的人感染，太多的人死亡，于是人们的情绪又产生了变化，悲伤、愤怒当中又增加了对中国的怨恨与指责。这个时候，美国政客为了转移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制定了舆论攻击中国的计划，他们同时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不断污名化中国。一些美国政客还发起向中国追究责任，要求赔偿的签名，要提出这方面的议案和诉讼。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制造的與论，无论黑白、无论是非，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他国家的與论。而且，不少国家的政府同样存在防控不力的问题，其政客也同样存在甩锅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容易与民间的怨恨产生化学反应，共同把矛头对准中国。这样，政客的责任得到了转移，民众的怨恨得到了发泄，“一切都是中国的错”，中国成了各国疫情治理危机的“化解者"。

这种自然发展的和人为制造的與情对于中国的发展环境产生了明显不利的影响，其严重性程度需要认真地研究和评估。制造和利用这种影响谋求战略利益的则几乎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美国在领导世界的过程中，擅长于舆论引导和操纵工作，并利用即时的舆论迅速出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政策。这次美国政客抓住疫情舆论对中国不利的机会，顺利通过《台北法案》。这说明美国政客在利用各种机会侵害中国国家利益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在这一点上，中国必须丢掉幻想，中国无论如何向美国示好，都难以改变美国精英层的这种共识。

中国决策者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做了相应的战略准备。问题是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因为疫情而强化了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这是中国决策者不得不忌惮的事。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这种现实政治的逻辑，中外的政治实践者都懂。美国利用疫情與论，正在加紧进行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在巩固盟友关系的同时，努力建立新的战略关系。

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尽可能与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这也使得中国的“铁哥们”其实并不多，加在一起的实力并不强大，无法跟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相比拟。一些对中国还比较友好的国家，一方面容易受美国蛊惑，一方面忌惮美国的力量，在中美摊牌时就很难站在中国一边。

美国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在疫情期间痛下杀手，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把中国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可以说，疫后中国的处境异常的艰难和险恶。

中国如何化险为夷呢?

当前的中国政府在做好自己防控的同时，对疫情严重的国家尽己所能地提供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尽早战胜病毒，走出疫情的阴影，在此过程中，不计较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恶言恶语。同时，我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官方攻击性言论予以坚决地回击。

另一方面，中国在努力做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工作，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做出准确的评估，主要立足国内，完善经济的内循环，在准备GDP下滑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健康运行。

这是公开报道的两方面的努力。除此之外，一个正常的观察者都能判断出，中国应该在为最严重局面做准备。

在世界疫情舆论不太正常的情况下，一旦面临摊牌的局面，中国是否对各国的态度有准确的判断?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似乎在加紧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在对各国援助的同时，不忘加强对话和沟通工作，尤其是加强首脑之间直接沟通，首脑之间的电话交流非常频繁。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旦发生重大事变，至少会减弱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必要的恶意。

进一步说，一旦面临摊牌局面，尽管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情绪，但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谨慎从事。中国可以合情合理地要求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因为中国可以保证不会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如果有的国家一定与中国为敌，中国也能够做到让其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所以，对疫情期间世界各国與论的变化，中国会有足够的重视，但也不会过分担心，相信世界大多数人民能够明白基本事理。疫情结束后，心理回归正常的人们对疫情先发地的负面情绪会自然降低，对中国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援助会有更加正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各国的决策者不太可能根据这些情绪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做出决策。

当然，各国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时点不一定能确定下一个时点的答案。中国的确需要做一些努力来影响各国决策者，尤其是影响他们在事关中国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判断。美国在这方面做了长期的工作，目前仍在加紧这方面的工作。有些时候，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有些被动，总是针对美国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澄清。中国此后可能会有所改变，会越来越多地主动出击。譬如说，疫情结束后，中国也许会抓住《台北法案》，把世界舆论都吸引到这个上面来，揭露这个法案的侵略性质，揭露美国政客分裂中国的图谋，坚决要求美国改变自己的行为，否则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无法得以维持，这么多年的和平局面无法得以继续。

疫后美国很有可能继续操弄针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中国一定在研究反击的策略，《台北法案》则是最佳的反击着力点。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20/4/11   发布时间：20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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