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为什么恐慌不利于有效应对冠状病毒

作者：黄严忠  来源：Think Global Health

　　冠状病毒仍在中国海内外迅速传播。截止1月31日，已有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实施了限制。包括朝鲜，蒙古和俄罗斯在内的中国邻国匆忙关闭了与中国的陆地边界，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禁止中国人入境。许多国家从中国撤离其公民。欧洲，北美和亚洲的航空公司正在取消飞往中国的航班。意大利（只有两个确诊病例）和美国已宣布对该病毒进行公共卫生紧急处置的决定。预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国家效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国际社会紧急提供更多医疗用品，以帮助中国抵抗这种病毒的呼吁，显得苍白无助。2月2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批评特朗普总统对疫情的回应，他说：“现在不应该激发歇斯底里的仇外和恐惧心理”。

　　坦率地讲，病毒的迅速传播的确是对当前的一个即刻威胁，这些威胁为那些在正常的政治程序之外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合理性。紧急措施能够帮助政治领导动员和调集资源来应对挑战。但与此同时，由恐惧驱动的回应可能会带来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它们可能因为高估冠状病毒的危险而使对该病毒的风险管理复杂化。疫情虽然已成为各地的头条新闻，但对人类健康的总体风险可能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高。截至2月1日，已确认的病例约为12,000例，其中259例死亡，几乎所有病例都发生在中国。相比之下，截至1月18日，美国目前所处的流感季节已确诊了1500万例病例，死亡8200人。然而，却是冠状病毒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恐惧和恐慌。美国学者特恩（Jessica Stern）认为，这种“可怕的风险”降低了决策者在不太显眼却普遍存在的风险与引人注目但并不常见的风险之间做出准确权衡的能力。

　　第二，过度恐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社会上不同人群间的疏远，加剧对某些群体的排斥和非人道化的待遇。在中国，对病毒的恐慌导致人们躲避外人，特别是来自武汉的外人，也就是该病毒最严重的疫区。国际上，来自中国的游客或移民，或任何看起来像中国（或亚洲）的人都可能被视为“伤寒玛丽”（编者注：19世纪来自爱尔兰的美国移民。她是一位厨师，但长期携带伤寒病毒，被发现后拒绝隔离并继续下厨，最终导致53人感染，3人死亡）。恐惧已经在一些亚洲国家中引发了反华情绪。这些人没有把病毒当作敌人，而是把生病的人或与患者接触的人作为应对危机的敌人，这种仇外心理只会让抗击疫情的斗争变得复杂。

　　第三，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必须建立在信任而不是恐惧的基础上。政府采取非常规措施引起的恐惧和恐慌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即无意中鼓励人们躲避医疗工作者或官员，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太合作的社会局面。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对病毒的恐惧比病毒本身传播得更快，这只会损害政府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据报道，1月23日，从夜里两点宣布封城令到上午10点开始实施封城，这期间有超过30万武汉人乘火车离开了这座城市。这就增加了疾病传播的可能性。那些留下来并出现类似流感症状的人随后大量涌入医院寻求医疗救助，这让该市的医疗机构不堪重负。

　　第四，因恐惧而引起的反应可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被感染的机会，人们一般避免进行一些不必须的消费，例如旅行或去餐馆就餐和去剧院。由于疫情爆发过程中采取的许多措施（例如取消航班或关闭边境）往往带有“连带效应”，即不那么容易判定影响，因此经济上的损失可能会持续很久。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任何疾病暴发期间，90％的经济损失是“公众为避免感染而采取的不协调和不合理的努力”。

　　最后，由于担心即将到来的疫情爆发的威胁，世界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研制药物或非药物的对策，从而使有效的国际合作变得困难。例如，宣布公共健康紧急事件的决定可以减轻一个国家在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应对能力低下的国家——在道德方面的义务，从而反过来又会阻碍这些国家履行现有的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国际卫生规范，例如共享疾病信息。

　　考虑到因恐惧而带来的不断加重的风险，我们必须确保疫情引起的排外情绪让我们避免采取对公共卫生，公民自由，贸易和经济等造成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措施。仅仅强调紧急动员是不够的，要把预防，警惕和风险管理相提并论。建议各国采取紧急措施，制定旨在减轻负面影响的应对策略，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潜在损失。在上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亟需在协调全球应对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领导全球卫生治理圆桌会议，同时也是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本文首发于Think Global Health。作者授权中美印象翻译发表。）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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