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国王学院布朗教授：脱欧，中欧美以及王室软实力

作者：张涓  来源：中美印象

　　凯瑞·布朗(KerryBrown)教授是英国著名的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的主任，著有《新皇帝》一书。近日，大国策智库和《中美印象》联合对布朗教授进行了采访，就中美欧关系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探讨。采访最初在12月初期进行，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后，布朗教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张涓：您能首先介绍一下在脱欧进程中，英国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
　　布朗：在过去三年半中，脱欧给英国造成了极大的动荡。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好几次选举，经历了三任首相。我认为这一过程存在分歧，一半的人想离开欧盟，一半的人想留下。
　　另一方面，英国仍然相当稳定。我们有很多抗议活动，但并没有失控。伦敦曾经有两次游行，但几乎没有任何逮捕事件。与香港不同，那里的警察和示威人士动荡不安，充满暴力。大多数的英国人对脱欧感到沮丧，有分歧和愤怒（但并没有暴力）。
　　12月份举行的选举解决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现行规则之下，授权保守党按照其意志行事。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国内政治越来越分裂；而在国际上，其影响力也在渐渐的变小。如果它不能与盟国合作，英国面临成为一个配角的危险越来越大。与盟友合作，会比单打独斗拥有更重要和更有影响力的地位。
　　张涓：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欧盟如何选择选边站队呢？
　　布朗：中国与美国据称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重要的还在细节，如何实施是关键。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仅仅是更大问题的序言——先抛开两国政治上的不同，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可能成为最大经济体这样一个世界。
　　欧盟目前试图做一个骑墙派——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它与美国有很深的联系，但与中国也有很深的关系——它不想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目前欧盟与美国和中国的联系广度和深度都差不多，可能与中国的交往还更多一些。面对贸易战和钢铁关税等问题，欧盟试图与美国保持一致，例如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其国内金融和各种经济部门，但它也需要有时候站在中国一边，这样看起来使其不像美国的仆人。
　　但是，因为欧盟与美国安全伙伴的关系，欧盟很难完全站在中国一边。前年，李克强总理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峰会，试图加强欧盟和中国的紧密合作。对欧盟来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并且越来越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尤其在涉及华为相关的问题上，欧盟和美国是持相同立场的。
　　张涓：最近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贸易协议的谈判呢？（注：本采访是在12月初进行的，也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前。）
　　布朗：我认为该法案不会对贸易谈判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明白这是美国政客在美国做的事情。对中国人而言，他们的利益更多地在于保持一定的联系，尽管当前政治局势十分困难，中国仍需要美国提供某些东西。中国不会让香港问题，国会或其他问题干扰这部分（更大的）利益。
　　换句话说，这都是象征性的问题——这是中美之间争论不断的一部分，也是中美之间彼此高度不团结的一个征兆。两国正经历着激烈的争论，例如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中国人明白这是美国的典型情况，并希望特朗普明年不再当选，因为下一任总统可能不会像他那样强悍。
　　张涓：一些分析家预测，香港正处于下行道路。您如何看待这座城市的未来？香港会像今天的台湾一样成为北京长期面临的挑战吗？
　　布朗：我认为这对北京不是挑战，因为香港的地位与台湾的地位有很大不同。台湾事实上具有独立性，因此它可以决定许多自己的行为。香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香港是一个悲剧性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一座城市正在衰落，没有一方可以担全责，因为各方都有责任。
　　首先，北京做得不好。除了希望在2047年将香港纳入中国的一部分之外，它并没有真正相信“一国两制”的制度。北京认为，香港的金融领域对中国有帮助，因此有一些特殊的利益。但中国并不信任香港的政治，并认为香港在身份认同方面与中国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也许是因为香港以前殖民地的历史而导致的不够“纯洁”的因素。
　　其次，我认为在林郑月娥和其他官员之下，香港的领导力很糟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处理必要的问题。
　　第三，示威者参差不齐。没有真正的共识，我认为他们也不务实。他们不能不停止地进行抗议。（我）很难过的一点是看到香港的大学也被拉进这个大争斗里。
　　最后，我认为香港之外的势力也做得不好。外界不是将此问题政治化来攻击中国（如国会法案），就是他们只是在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在寻求如何积极帮助。这些人在香港问题上也不值得信任。
　　香港是一场悲剧，因为所有人都应受谴责。似乎没有人愿意为解决这一问题出谋划策。
　　唯一乐观的是去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表明公众的共识是支持民主人士。我认为这一定会使局势平静下来，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亲民主的政党。这意味着必须以某种方式建立一个框架来容纳这些人。
　　总之，香港看起来越来越麻烦，这不是我20多年前就认识的香港。这一点很令人难过。
　　张涓：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布朗：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需要有一个与周边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方——在180个国家/地区进行了投资——也是地缘政治大国，并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不能仅仅生活在其边界之内，“一带一路”倡议是在道出中国的全球角色，也是一种改变人们认为其全球角色将支配一切观念的努力。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中国有必要讨论其全球角色。
　　但“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还不是很清晰。很多人对它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在未来某个时候，这个倡议必须要变得更加具体。自2017年举办首届“一带一路”论坛以来，还有另一场论坛试图解释“一带一路”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将看到“一带一路”变得更加具体。另一方面它越具体，遇到的问题也将越多。债务和劳动力是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高规格项目。但是，批评的声音将越来越多，中国将面临与美国等过去的大国一样的问题，这就是国家的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被攻击。
　　张涓：您做过很多很多关于习近平主席的研究。您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他的治理下有什么改变吗？
　　布朗：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具沟通性，在某些方面更加清晰，更加雄心勃勃，更加连贯，更加集中，因为所有这些也就存在更多问题。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对中国来说绝非易事。有两件事情使这个过程变得困难——中国的迅速变化和日益增长的知名度，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者如美国特朗普的崛起）。世界似乎更加混乱，中国似乎更加确定。人们认为中国强大而清晰，使其更容易受到来自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可避免的批评和争论。
　　张涓：在美国有很多关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布朗：我觉得美国、欧洲和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的交往一直是一场赌博，即认为政治变革将伴随着经济变革的发生而发生。在习的领导下，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正处于接触后时代——我们在跟中国交往时，不再寄希望于让中国政治上像美国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中国的变化都将是复杂的。目前与中国的交往更加务实，美国和欧洲更加的自私自利，也更加刻薄。美国和欧洲在设法控制中国的崛起，而不是适应形势（地接受）。
　　张涓：有次您在TED演讲中提到，美国和中国有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您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朝前看，您能看到一条二合一的道路还是一条共存的道路？
　　布朗：很明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价值观问题确实很棘手。两国在人权，宗教或政治价值观上观点都不同。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美国和中国在大多数领域的观点显然不同。中国承认自己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大国有不同的价值观。我认为美中两国今天不可能达成共识，除非他们通过武力迫使对方达成共识，这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两国达成协议的话）协议可能会在五十年或更长时间内达成，但现在还一点影子都没有。处理分歧的另一种方法是设定一个系统，管控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并防止冲突。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承认存在中国价值观的两级秩序，反之亦然。承认这一点，并坚持下去，直到可以解决之日为止。
　　张涓：在美国和中国，很多人对英国王室很感兴趣。您如何看待英国王室在宣扬英国的软实力方面的作用？
　　布朗：老实说，王室参与的越少越好。王室有两种参与方式——通过虚构的媒体和作为真实的人物。作为真正的人，王室成员在与中国交往时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他们推广的是我们不喜欢的英国老式观点，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不喜欢传播这种观点）。其次，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和王室成员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性。将王室成员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兴趣的故事是一回事，但我从不认为英国王室在我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工作中有什么帮助。

来源时间：2020/1/6   发布时间：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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