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裳：中美关系共同演变的前景

其他
存档帖子
15/07/2019
0

作者：董云裳文张涓译李岩校来源：中美印象

　　今天，美中关系陷入了这种相互不安全和相互指责的漩涡中。一些发言者在这里提到，报纸和媒体每天都有关于贸易战、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盗窃知识产权、作弊等的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说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我们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称中国是整个社会的威胁；不久前国务院的一位代表说，美中战略对抗可能是文明的冲突。中国也认为美国正在通过阻止其经济崛起、阻止其现代化进程来达到威胁中国的目的。双方在中国近海或者其他地方用军事装备来互相竞争，等待对方挑起某种形式的危机。北京和华盛顿的人们都在呼吁技术脱钩，或者部分或全部地分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如此奇妙和不切实际，但现在人们正在谈论这些问题。
　　有人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进入一场新的冷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机遇，中国当然将美国视为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在美国与中国互动的初期，美国赴华旅行者专注于向外界开放中国。在那些日子里，这是由做贸易的人和传教士完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是盟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美国认为中国是其亚洲战争计划至关重要的部分。1949年，乔治·马歇尔试图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达成妥协，美国甚至试图结束中国的内战。当然，事实上，他被指责失去了中国，并引发了国会议员麦卡锡在美国国会的一系列指控，麦卡锡在当时还大力寻找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我们进入了与中国疏远的时期，毛泽东转向苏联，希望其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但是，当（联苏）没有成功的时候，幸运的是对于美中关系来说，非常有远见的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看到了一个机会：解决越战的残留，并寻找一个反对强势的苏联的新盟友。因此，这两个目标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幕后原因，但当他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永远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激起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和愿景。我认为这是美国与中国真正"恋情"的开始。40年前发生的富有远见的外交正常化是东亚后40年和平的关键。坦率地说，对亚洲经济奇迹来说，关键在于中国在亚洲全方位的崛起，这是现代社会减少贫困、增加人类福祉的最伟大之举。
　　（目前的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人们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人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中国和美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看到，许多人认为这是美中关系的根本转折点。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目前新的进展是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格雷厄姆·艾利森写了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和美中关系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必有一战》。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在北京是畅销书。这对我们来说是不祥之兆，但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这一情况。
　　有人说，北京的变化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可能大多数美国人都这么说，但我们现在先看看这种说法。我认为在2008到2009年间，也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开始采取更加强势的外交政策，并且越来越远离改革开放的政策。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更多地转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南海开展了积极的岛屿建设计划；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国家对获取技术的努力，从而使中国能够提升生产价值链，并试图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先事项。当然，中国政府继续青睐中国公司。我在观众中看到了很多商界人士，我认为你们不会对这个观点感到意外。美国公司和其他公司希望开放的市场领域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中国没有履行2001年入世所体现的转向开放市场经济的承诺。与此相一致的是对那些会说出或组织反对现行政府政策的人的新的官方报复性行动。基于他们怀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假设，整个民族被监禁，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遭诅咒的事情，我想在全球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我认为新疆发生的事情对中美关系恶化的实际影响比中国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要大。
　　当然，美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显然，我们现任总统的风格独特。他喜欢让人们互相竞争，并且经常通过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直接沟通。我对此有直接的体验，因为他使外交变得非常困难。我认为，总统的这种做法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的失望和恐惧。也许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佐证。许多人都想把这种对全球化的恐惧和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归咎于中国，声称中国没有遵守其所签署的国际体系的规则，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工业基础，使我们失业等等，其中一些指控可能被夸大或不正确，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真实的核心，这也就是目前贸易谈判的内容。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当然应该修复全球贸易体系，使其公平和可持续，这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我也认为，应该继续就一周半之前还摆在桌面上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不过这一协议现在似乎已经消失了），应该尽快达成协议。我认为这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协议，我认为美国企业应该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而且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因为中国需要继续开放市场并推进其经济改革计划。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而那些谈论要限制全球化并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人需要正视这一现实。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避免注定要进行一场战争或发动代价高昂的新冷战？因为我是经历过冷战的人，我认为很多人不想回到过去。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利益最好是通过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和负责任的竞争得到保护，平衡和威慑可以遏制任何侵略。我们可以有效地竞争，同时让中国有空间发展，扩大影响力，并留有犯错误的空间。美国的利益不仅会因与中国的冲突而受到伤害，而且如果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如果我们不能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也会受到损害。中国的积极参与对于解决影响所有国家的未来的挑战至关重要。实际上，不管中国和美国希望怎样，未来的问题大多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或跨国的。
　　为了制定一系列能够提高美中关系效率的政策，我认为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每个国家的特点，各方都想要什么–或者，更合适的说法是，每方都需要什么。所以，我列出了中国想要的东西，我列出了美国想要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我在这里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单是美国的清单就可能需要数小时才能列出来。
　　我的中国清单是这样的。第一，中国想要稳定。首先，中国希望国内稳定。其次，中国希望其周边地区实现稳定，没有冲突。第二，中国希望其国家经济实力继续增长，获得自然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市场持续增长。第三，中国希望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和承认其治理模式的合法性。这是相互尊重。中国希望有能力抗拒那些侵犯其利益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要遏制）不尊重中国的行为。第四，中国希望巩固其国界。这可能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稳定，但肯定是国界的巩固，即西藏的稳定，新疆的稳定，香港，台湾和南海岛屿的收复，以及中国提出了主权声索的其他地区。
　　美国想要什么？首先，美国希望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同时看到其他国家对全球体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点在美国存有争议，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有争议的。我想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第二，美国也希望经济持续增长和保持经济活力。第三，美国希望继续在亚太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和安全保护伞，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该地区在经济上对于保持美国的未来以及全球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希望确保自己可以发挥作用并参与提供安全保障。第四，美国希望尊重游戏规则，在国际体系中公平竞争。第五，美国希望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善政，这意味着普世的价值观的传播。但如果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至少可以通过避免糟糕的治理催生失败的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传播不良治理或价值观和标准，美国不会喜欢这样做。
　　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两个清单，可能看起来美国和中国的需求清单中存在很多问题，可能存在很多的紧张和冲突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我也认为两个清单有很多共同点和合作的空间。由于我上面列出的这些利益是持久的，它们可能会比两国的现任政府存在的时间都要长。这些不是将来某些时候会发生变化的事情。这些是两国正在寻求的基本价值观，因此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制定长期路线图的可能性，为我提出的所谓的共同进化提供了共同的愿景和差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努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满意方法。这也就是基辛格所说的，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所需要的努力。也许这也是中国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提到的那些原则。
　　如果我们要想让这对关系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要努力关注这种富有成效的长期共同议程。因此，我想谈谈一些我认为我们可能能够集中精力共同努力的一些领域，一些能够使中美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共同演进过程的领域。第一个最明显的领域是经济，我们需要继续推进贸易协议的谈判，必须要完成协议的达成。正如我所提到的，亚洲是全球增长的未来引擎，中国和美国既可以从中取得巨大成就，也可以从中受到巨大的挫折，这取决于我们与国际经济体系共存的能力。美国应继续在谈判中向中国施压，并应（在协议中）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式协议"，这是我们在上届政府中试图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新名称。这将推动贸易环境中的高标准贸易行为，并减少由贸易引发的竞争导致的影响；从更高层次来说，是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竞争。这还将允许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为新技术制定现代标准，这将成为未来增长的命脉。如果你有一个像这样的包含亚洲的许多经济活动的高标准的大型贸易区块，如果你可以把它与欧洲的贸易代表联系起来，比如"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那么你就会有一个WTO的竞争对手，可以激励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实行高标准和开放的贸易体系。
　　第二个领域是东亚安全，在这一点上找到共同演变的方案有点困难。但在美中40年的正常化关系中，东亚没有冲突。因此，我们考虑一下，40年的正常化，东亚地区没有重大冲突。我的意思是，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地区的国家没有把大量的金钱花在购买军备和建设军队方面，他们转而能够将资金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已经能够平衡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间的关系，这使他们能够避免成为压力战术的牺牲品。我认为这种机制已经证明其有效性，并且需要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我认为中国应该看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制约效应的价值，美国也将需要尊重中国的一些合理的安全担忧。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美中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我认为这一问题是可以被管控的。我希望，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关系会得到改善。在中美之间，东亚地区显然有潜在的合作领域，例如朝鲜核计划。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些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第三个领域是技术和网络。现在，这个领域在我看来是紧张局势和僵局的主要来源。但作为两个主要的技术创新者和用户（其用户和系统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设备），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在许多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包括标准、法规、应急响应措施和国际基础设施与军备控制协议的保护性规范。国内治理是另一个我认为可以富有成效的合作领域。中国的技术官僚治理正在提高人们对中国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中国在管理超大城市方面拥有丰富的创新经验，并且正在使用自动化系统来注册和解决某些类型的法庭案件。想象一下这会对美国的法律行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存在质疑，对此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也不会全盘接受中国的做法。但许多美国市长和州长已经与中国超大城市的官员保持联系，他们发现，在务实的城市管理和治理问题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和分享。随着技术的变化，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
　　另一个领域是国际治理。国际机构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抱怨其未能在建立国际体系或机构方面发表意见，因此我认为现在是与中国一起改革这些机构的时候了，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需要改变。这将是一次改革全球发展的计划，修复筹资机制，修复国际贸易体系且令其现代化，并听取中国对联合国体系各方面的想法或反对意见以及对该体系改革的看法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希望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加强国际体系。有人说中国想推翻国际体系。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国际体系很好地服务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认为中国明白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和价值，我认为中国愿意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加强该国际体系，并为该体系做出更多贡献，就像中国已经在近几十年开始做的一样。
　　另一个领域是全球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最爱。我曾提到，我认为未来的大多数问题都是跨国性的，而不是双边的。从事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人们倾向于忽略卫生和疾病、移民、环境、核不扩散、食品和产品安全、教育、科学研究和跨国犯罪等问题。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一种软性或多边性的问题。但这些是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们，两国的普通人，而不是在首都的人，真正关心的事情。这些都是深刻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希望能够对他们的政府和机构重塑信心。因此，中美在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可以恢复一些这方面的信心，并有可能拯救地球。我认为这些问题是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美中合作对我们的长远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后代不会原谅我们，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对的，他们不应该原谅我们（如果我们不在那些议题上合作的话）。

　　（本文为董云裳2019年5月15日在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上海美国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巴奈特-奥克森伯格演讲上的发言。点击这里查阅英文原文和提问。本文版权归钝角网和中美印象所有，发表授权得到了董云裳女士本人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许可。）
　　以下文字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提供：
　　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是一位退休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在欧亚大陆和东亚地区拥有近30年的工作经验。她目前是耶鲁大学法学院Paul Tsai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学者。
　　董云裳在国务院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截止2018年7月），负责制定东亚地区的政策。当时，她面临的情况是正值朝鲜问题的危机时刻，与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其他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
　　她在国务院的其他职务包括负责中国和韩国的政策，并曾在美国驻中亚，俄罗斯，高加索和中国大使馆担任过领导职务。她会讲俄语和普通话两种外语。
　　董云裳于5月15日在上海举办的2019年Barnett-Oksenberg中美关系讲座中发表了上诉讲话。今年是第12届Barnett-Oksenberg中美关系讲座。这个年度讲座为双方目前和未来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坦率和直接的讨论对话机会。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中美关系系列讲座。
　　讲座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已故的A. Doak Barnett和已故的Michel Oksenberg先生，他们都是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位的研究和工作对中美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两位都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并为该组织的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Barnett是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和第二任主席，两位绅士在委员会董事会的任职都超过十年之久。
　　Barnett-Oksenberg中美关系讲座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上海美国研究协会共同主持，并得到了上海美国商会的协助。通常讲座的举行与1972年2月27日"上海公报"周年纪念日同时举行。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公报是由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共同谈判达成，是由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发表的联合声明。虽然"上海公报"内容有限，但公报为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