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言说的秘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解密档案（一）

作者：张邵璠  来源：中美印象

       1977年1月，美国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9任总统。这位自幼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总在其上任之初就将对华政策置于其政府外交全球政策的优先位置，致力于通过谈判尽速达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1977年5月22日，卡特总统应邀在圣母大学发表演说。通篇演说展现出他在执政初期欲团结美国社会与建构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雄心壮志。在谈及中美关系时，他指出“美中关系是联邦政府全球政策中的核心议题”， 认为“中国是维系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他同时表示希望与中方紧密合作以便找到美中之间存在的困难并寻求解决之道。
　　在诸多问题中，最为复杂与困难的是台湾问题。尽管早在1971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已经“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益，此后一些西方国家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在此次联大上力图实现 “双重代表权”并在最终投票表决时投下反对票的美国，在历经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福特总统推动美中建交的努力未能及时推进后，仍旧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同时美国不仅与中华民国政府订立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同时也在台湾地区驻扎军队，并为在台国军提供武器与军事科学技术支持。
　　以代表“自由中国”自居的中华民国政府，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时就对台美关系的走向产生忧虑，但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对内高举民族大义与中国正统大旗的同时，继续将因国共内战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带到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中，突出表现就是通过对内外的政治宣传，将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塑造为拥有并保障自由、民主、人权的中国，以这些西方世界衍生并界定的普世价值为依托，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美国传达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坚定站在自由世界一边，与美国共享并一致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进步。
　　1977年2月3日，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第九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就卡特总统于1月底发表的就职演说发来贺信。

蒋经国给卡特总统的信件

　　在信中，蒋经国使用了诸多颂赞之词，恭维卡特总统之余，不忘积极响应卡特总统对于在全世界实现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人权外交的终极目标，坚定宣告“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并强调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继续侵犯民主、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价值观，意图展现其实际领导下的中华民国与美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反共立场，力图通过一如既往的大打“价值观”神主牌，维系并强化与美国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
　　然而，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永远不会高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高谈自由民主人权的共同价值追求显得有些不谙世界政治发展中大国博弈的现实。蒋经国一厢情愿的热切盼望与美国继续保持紧密关系并积极参与美国强化世界领导力的进程，显然不能撼动卡特总统基于美国内政与外交现实层面的考量，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坚定意志。
　　时间回到1977年5月22日，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发表演说后不久，蒋经国即致信，对卡特总统有关中美关系的论述表达关切。蒋的亲笔信件虽未见公开，但从6月15日卡特总统给蒋经国的回信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美台关系的微妙。在信中，卡特总统除了向蒋支持人权外交表达谢意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寻求开拓国家间合作并降低全球紧张形势。在信的末尾，卡特总统提到：“我的政府会适时告知您那些会对贵国产生影响的政策”话中既透露出对台某种程度的承诺，展现台美历史上累积的互信，但又向蒋经国表明其追求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坚定意志，即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止步不前。此言也提前告知蒋经国，当中美建交已成为双方共识和外交实践，最终等待蒋经国的只能是一纸来自美方的中美决定建交通告。

卡特总统给蒋经国的回信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卡特总统坚定的意志力，其执政团队中的国策顾问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其中最具决策影响力的人物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崇尚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布热津斯基，在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议题上的作为十分抢眼，不仅全力支持卡特总统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愿景，也积极游说对此议题持相对保守态度的执政团队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卡特总统执政团队内撮合各方意见，尽全力执行总统意志力的领头羊。而在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始阶段，布热津斯基就与其他执政团队成员考量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1977年8月30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顾问的米克尔·查理斯·奥森柏格 （Michel Charles Oksenberg）在一份备忘录中，向布热津斯基传达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Werner Michael Blumenthal）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台湾经济展望议题的看法。其中布鲁门塔尔表示，在寻求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正在寻求维系当前与台湾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法律复杂性应该予以重视。”该备忘录同时递交给国务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8月31日布热津斯基在给国务卿万斯的备忘录中表示布鲁门塔尔部长传递的讯息中并未“明确提出一个具体的立法方案，或是一些可能的解决之道，以便能够让我们保留对台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同时，他建议财政部长与国务卿要通力合作，解决这一问题中存在的立法议题。同一日，在给布鲁门塔尔部长的备忘录中，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总统已指示国务卿万斯就当前美国与台湾有关的各项立法以及在中美建交后为维系美台关系而需要继续加以实施的涉台法律向其通报说明。”同时，他也表示将鼓励国务卿万斯指派合适的职员就此问题与财政部紧密合作。从这些档案中不难看出，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总统执政团队的核心决策圈内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与国务卿、财政部长之间的通讯备忘录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助力卡特总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神助攻”布热津斯基，来自对莫斯科深恶痛绝的波兰。而上文中提及的第64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是犹太裔美国人，在1939年因纳粹德国在欧洲迫害犹太人而举家逃离到远东的上海，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些卡特政府内部的核心决策人，之所以积极推动实现中美关系化，除了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外，从个体经历与中国的连接，读者也可以管窥其中一些缘由。

来源时间：2018/3/10   发布时间：2018/3/10

旧文章ID：15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