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当代中美关系–正在改写历史

作者：陈兼  来源：文汇报

　　嘉宾主讲

　　5月16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演讲季进入第二期，主讲嘉宾、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陈兼作了《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主题演讲，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担任评论嘉宾。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同学观看视频直播并与主会场互动。本次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5)收听。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历史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找一种传神但不一定最准确的类比，中美关系是一种扩大版的申花和上港两支球队之间的关系，在同一空间中双方旗鼓相当又互不买账，于是情仇恩怨交织在一起。基于历史研究，我要表达关于中美关系的三点大看法。

　　第一，中美关系今天依然面对各种挑战，新情况层出不穷，但中美关系并没有出现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要双方当中任何一方不犯大的错误，就不会、不应该出现大的危机。

　　第二，从历史上所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是人类历史未曾经历过的新型关系，既不同于一战之前的德国与协约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之前的民主国家与侵略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第三，今天中美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都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于自身和内部，都不可能通过与对方的对抗而获得解决。

　　所以，我把源远流长的中美关系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首航中国到通过“排华法案”：市场遐想生恩怨

　　1784年，美国人来华后对中国市场充满了遐想;但后来中美之间的接触却同美国的想象并不相符，中美之间恩仇情怨由此产生

　　美国认为自己的历史有着“美国特殊论”。当“五月花”号到达美洲时，人们是抱着一种理想、一种愿景，抛弃肮脏的旧世界来到新大陆，要开创新天地，所以有“山巅之城”的自我定位。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同现实主义相结合，一步步创造了后来的美国。

　　在面对大洋彼岸另一个大陆上的中华文明时，美国人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美国的创国之父们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赞叹。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憧憬中国以农立国产生出的那种宏大的经济场景，富兰克林赞誉中国人的勤劳、人生哲学。1784年，当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带着一种欲望，首次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时，他们被中国的繁荣所震惊。此行给他们带来的是丰厚的利润，也使得美国人产生了关于中国市场的遐想。对于美国人来说，与中国的那些恩怨情仇，源头就来自于现实和这种遐想之间的差异。

　　而1784年，是乾隆年间，正是中国的盛世，清代中国是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

　　1650年清朝建立之初，中国人口因战乱从2亿又骤降到了1亿多，但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到乾隆末年达到了4亿人，150年里面翻了两番，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世界上不可比拟。

　　第一个条件是国内的和平。其次是从外部世界引进了新型农作物，主要是土豆、马铃薯、玉米等等，它们对水利灌溉要求很低，可在坡地发展，农业的范围扩大了，引发了所谓18世纪中国的农业革命。当然，一代人因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的代价，是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来偿还的。同时这150年间，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贸易出超，铜、银大量进入中国，又为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提供了实体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遐想并没有很快地变为现实，但他们又舍不得放弃中国，因为美国在当时也还是一个处于成长中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开始，美国人获得了大量的机会。美国是西方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付出代价最小，得到利益最大的西方大国。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构成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治外法权，第二个是最惠国待遇。

　　但同时美国又是西方大国中唯一一个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国家;1869年，曾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居然作为清政府的外交代表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其中不包括不平等条款，并涉及了后来成为中美之间大事件的华工问题。

　　华工问题，折射出了中美之间的情仇恩怨。它的产生，表面上看是中国到美国的移民问题。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后，华工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但渐渐美国人对华工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于美国来讲，种族主义永远是一个问题。在美国人眼里，华工本身也有问题。第一不信教，第二不融入美国社会，第三华工压低劳务市场价格，造成不公平竞争。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后来又一再延长。

　　此时，美国蒸蒸日上，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距“中国皇后”号来华已有100多年，物换星移，美国将如何对待正处在衰落之中，似乎要被列强瓜分的中国呢?

　　第二阶段 从门户开放到二战：两次大战中国站对了队

　　二战中，中国坚持抗日成了美国战略的一步棋，中国也成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国际规则的内在行动者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具体反映在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两个外交照会中。第一个照会于1899年9月向“在华利益相关”的各大国提出，中国市场要向各大国平等开放，任何大国不可在中国获得排他性的、独享市场的权利。第二个照会是在1900年7月，中国义和团“拳民”围攻北京东郊民巷使馆区，引起了包括美国的八国联军的干涉。海约翰提出，列强应当保持中国的行政和领土主权的完整。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走向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之前美国基本上执行的是孤立政策，但是在门户开放之后，美国迈出了通向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重要一步。

　　关于门户开放政策，学术界有很多批判，其中有一点是认为，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如果所有市场都向各国平等开放，具有最大实力的美国自然而然就能占据上风，这是精明的经济帝国主义模式。但这个政策客观上对中国是否有利?是否起到了阻止中国进一步被列强瓜分的作用?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针对中国局势提出，但照会送给了各有关国家，唯独没有送给中国政府，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五年后，中国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抵制外货的运动，对象正是美国。如果把这次运动与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看的话，中国人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同中国人对于自己是“中央之国”的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美国人引起了中国人那么多的怨恨，关键在于美国人太轻视中国人了，门户开放是一例，华工问题是另外一例，你如果仇视我，还把我当做一个对手，你如果轻视我，把我看成什么都不是，那我中央之国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美国人是善于学习的，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三年，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当中美国份额的一部分，帮助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后，中美两国都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国都是一战的战胜国。就在一战过程中，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四条”，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殖民主义时代、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奠定了规范层面的基础。“十四条”强调的是“弱国有外交”、民族自决、自由通商贸易、国际联盟。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欢欣鼓舞，所以才有陈独秀把威尔逊称之为天下第一好人。但是，“十四条”的意识其实是太超前了。英国人、法国人反对它，日本人跑出来搅局，苏俄根本不参与。

　　后来，在讨论所谓山东问题时，威尔逊在最后时刻向日本人让步了。于是触发了大家都知道的“五四”运动，它开创了中国的革命时代。20世纪是中国经历巨大革命的时代，国民党革命、共产党革命先后兴起，在1920年代一度合流形成国共统一战线。这使得美国人极为困惑。美国不是一个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国家，对革命国家从来就抱怀疑和排斥的态度。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发生改变。

　　罗斯福总统执政时，不仅要应付经济大危机，还要关注希特勒在欧洲的扩张，而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侵略扩张，卢沟桥事变之后全面侵华，罗斯福总统已经感觉到了日本对美国的威胁，他需要摆脱国会通过的中立法的约束。1937年10月5日，在“七七事变”三个月之后，他在芝加哥做了一次防疫演说，其中提到，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当中，如果看到侵略的毒焰蔓延开来，我们也要采取防疫措施。这是对美国人民的试探，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一片反对之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何以对付日本的扩张?中国的抗战，就成为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上的一步棋，给了美国极大的备战空间与时间。

　　美国参战之后，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案”，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这不是美国对中国的恩赐，是美国对中国在战略全图当中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的肯定。美国人在战时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在改变，中国人落后，进不了现代的那种看法，为一种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赏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最后一场严重的战争。就在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签订了《大西洋宪章》，它基本上重复了威尔逊的“十四条”。当这个文件被自诩为大英帝国最后卫道士的丘吉尔签署时，就把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整个一套观念–认为用武力和扩张侵略可以实现对领土和主权的攫取，并将之合法化的那一整套观念–都甩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中国是构成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一整套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原始签署者，因而无可厚非地、不可逆转地、永远地成为后帝国主义时代、后殖民主义时代，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内在的行为和行动者。

　　20世纪给中国留下了很多重要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都站对了队伍，站在历史潮流一边。这是中国人需要无比珍惜的。

　　第三阶段 从中国内战到中美缓和：全面对抗又避免直接冲突

　　朝鲜战争改变了中美关系，美国开始把“革命中国”当做有资格向它提出挑战的国家。炮击金门、老蒋反攻大陆、越南战争中，双方都避免了直接冲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革命国家”，明确地向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之时，他从来不把1949年政权转换当做中国革命的结束，他追求的是把中国转变成一个具有普遍正义、平等、繁荣的社会和土地，中国要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热战，它与中美两国之间的误判也有关系。战前，中朝苏领导人曾认为，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在朝鲜进行干预。而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误判则更为巨大。觉得中国这个弱国怎么会出兵?麦克阿瑟将军是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和美军的总司令，当各种情报汇到他那里，中国军队已在鸭绿江边集结，他轻描淡写说一句，他们来了又如何?我的优势火力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这就是美国人的傲慢。然而正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以一己之力，尽管也得到了苏联大量的武器援助，对抗了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首的集团，与它正面对抗，一番较量下来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毛泽东由此可以告诉中国人和整个世界，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由此而带来的国内持续动员的效应，还超越了毛泽东时代，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朝鲜战争的结果也改变了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后，中苏同盟达到了历史的高点，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出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转移，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下子把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程度提高了几个层次。但中国没有完全照搬斯大林模式，这中间也为后来的中苏分裂留下了伏笔。

　　朝鲜战争改变了中美关系。美国人发现中国人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是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就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文件中一再把共产党中国称作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此后20年的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全面对抗，但与此同时，双方又避免直接的冲突。像1958年炮击金门时，毛泽东要解放军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护航的美舰在解放军开炮后立即退出射程外。又如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王炳南大使与美国大使谈判时追问美方态度，美方回应，我们同蒋签订的是共同防御条约，不是进攻条约，所以蒋若要进攻，我们就阻止他。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一再向美国传话，中国不会挑起同美国的战争，但也不怕打仗，最后通过英国代办把信息传到，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的地面部队从来没有进入南越。美国的地面部队没有进入北越，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也没有超过北纬20度线，战争就这样被控制住了。

　　第四阶段 从中美缓和到冷战结束：心照不宣

　　1970年代，突然传来消息，中国人要同美国人打乒乓球了，突然之间有一个叫做基辛格的博士悄悄地跑到北京来了。再接下来尼克松总统也来了，毛主席接见他了，中美缓和发生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两个曾经有着巨大仇恨和怨恨的国家，把他们之间的感情、互相之间的曾经有过的那些恩惠，都捡拾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历史的现象，叫做中美关系解冻。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除了人们通常所讲的“战略考虑”外，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执行“四三计划”。1971年年底起，就计划要用43亿美元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要做这件事就要通过美国。这个计划执行完毕是在70年代中后期，总数量达到了57亿美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重新进入了世界市场?与苏联从阶级斗争角度来划分“三个世界”不同，毛泽东是以发展程度为标准来划分“三个世界”。1975年，经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重新提出了“在20世纪结束之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切都同中美缓和的深层次原因有关。冷战最后20年间，中美关系达到了虽然不是盟国，但却超过盟国的程度，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两国是心照不宣的同盟”。这对邓小平重新出山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和发展有重大意义。

　　第五阶段 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个个新挑战中前行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种种风波。1990年，当时有很多的说法说是改革开放不行了，各种各样的悲观论调很多。1991年，我在美国遇到资深中国通鲍大可先生，他说：“陈兼，中国这艘船太大了，只要不沉，就有希望”。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总趋势是，中国这艘船越来越大的同时，越来越进入在目前仍由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例如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进入世贸组织。再接下来“9·11”事件，中美两国的敌人是一个要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有过局部危机，比如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大使馆被炸、2001年撞机事件，都是大风波，但是一步步都走过来了，反而加强了双方对对方的理解。今天，中美之间不断遇到新问题，但这个基本面和最大的格局没有改变。

　　美国最大挑战：中产阶级消退 中国最大挑战：道德滑坡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美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都来自自身，而非对方。

　　今天，美国民主碰到了巨大的内在挑战。一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用知识、技术设起了一个旁人无法进入的禁区，美国赖以成为立国之本的中产阶级消退了。同时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两极化，产生了只能说“不”，不能说“是”的情况，被福山称之为“否决体制”。

　　而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最严峻的，是出现了道德底线沦丧的现象。同时要警惕“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这一点对美国是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两国都有着极其崇高的道德期盼和追求：中国，中央之国;美国，山巅之城。中国和美国都被赋予了其他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被赋予的责任。中国和美国应该担负起这种历史赋予的责任。

　　嘉宾评论2010年后中美关系：再平衡的再平衡

　　黄仁伟

　　陈兼能够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是上海学术界的骄傲。今天讲中美关系，并没有装到一个理论箩筐，通篇一气呵成，至少提到50个大事件，但背后逻辑非常清晰，故事背后都有观点，这些观点让人思考，也是不断被历史所证明的，同时，他的思维兼具中国和美国特点，善于融会贯通。这些都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历史学者如火纯青的境界。

　　我补充一点，2010年以后，中美之间有三个情况出现，首先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要回来控制亚太这个舞台，防止中国人主导;其次，金融危机后世界上的权力转移加速，中国的财富迅猛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紧紧跟着美国。现在美国GDP17万亿美元，我们是11万亿美元。世界上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中国;世界十大网络公司，6个美国，4个中国。网民，中国当然比美国多。

　　中国最近的“一带一路”战略，加上亚投行，美国的盟国，除了日本都跑来参加了。所以2010年以后进入新的阶段，我将之简单称为“再平衡的再平衡”。

　　历史的新阶段会提出新问题，但中美两国能解决。因为两国有共同点：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都有自我修复错误的能力。所以中美两国不会走到绝对的对抗上。世界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中美合作维持稳定的世界秩序。

　　现场互动 打胜仗所付代价将使所获利益归零

　　同济计算机系大一阮博男：美国依然占据技术优势，比如人工智能，类脑研究，以及网络控制，是否会可能产生新类似的核战争威慑?

　　陈兼：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的争夺是两回事。第一，在人类历史中，国与国发展关系当中，不均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总会有国家在技术上或者超前，或者落后。这在美国同它所有盟国的关系当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第二，在今天中美之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在美国与同盟国关系当中，无一没有出现过。关键是在于人类的观念，必须要看到什么是最大的利益。无论你通过这个大规模冲突得到了什么利益，你所付出的代都可能使得那个利益变得没有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假设你要追求它

　　上外高级翻译班王玉尧：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特别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当中。

　　陈兼：这个题目太大。大家都经过谈情说爱的阶段，怎么尽可能向你的另一方、你的追求对象讲述你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和这是一样的道理：要讲真实的话，要以真诚来讲。另外，“讲故事”要身体力行，到了国外，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的代表。

　　对华政策是美国两党最大的共识之一

　　华理高分子材料14级学生(视频提问)：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究竟有何异同?

　　陈兼：要把实际的对华政策和竞选语言区别开来。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政治当中最具有两党共识的政策之一。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当中，政客、总统，食言最多的恰恰是他关于对华政策的一些承诺。里根总统竞选时说，上台就要恢复同台湾的关系，做到了没有?小布什总统竞选时，正是克林顿总统访华提出了对台湾的“三不”政策后，他因此也讲了一大串强硬的话，2001年当选不久就出现了撞机事件，但半年之后，小布什总统参加了上海举办的APEC会议。美国对华政策当中有一些基本面，由于中美之间通过历史上的情仇恩怨的应对，早已知晓对方，不大可能发生大变化。我觉得如果希拉里成为首位女总统，也改变不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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